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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帕累托改进”理论指导民事司法实践初探

钟建林


　　一、“帕累托改进”理论简述
　　根据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研究，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如果上述一切帕累托改进的机会都用尽了，再要对任何一个人有所改善，不得不损害另外一些人，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如果某项政策执行中，为了改善某些人的利益而损害另外一些人，这就不是帕累托改进。我们最好能够找到一些政策，对一部分人有益，同时不损害任何人，这就是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茅于轼先生以“帕累托改进”理论很好地解释了我国三十年来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现象。茅于轼先生认为，我国在经济改革中就大量地应用了帕累托改进的理论，使改革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因为谁也没有受损，改革的阻力就比较小。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换句话讲，帕累托改进的机会都用尽了，再要改进不得不损害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进一步的改革就很困难了。
　　二、“帕累托改进”理论可运用于民事司法实践
　　笔者认为，“帕累托改进”虽然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概念，但完全可运用于民事司法实践，以之作为民事司法实践工作的指导思想之一。
　　茅于轼先生关于“帕累托改进”理论的研究，主要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主要用于指导宏观的经济政策制定、实施和调整等，作用于全社会的利益分配和福利安排。民事司法的审判执行工作，则以具体的个案处理为基石，以调整原被告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手段，具体而微地为社会进行着利益调整，目的是化解社会纠纷，增进社会和谐。相对于人大的民事立法，相对于政府的民事政策，人民法院的民事司法审判则有着突出的微观色彩。但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利益关系调整，目的都是减少社会内耗成本，促进社会的福利增加，因而都可以运用“帕累托改进”理论以推进工作，实现正义。
“帕累托改进”理论对法院民事司法审判工作的指导，意义在于具体工作方案的选择。人民法院的工作方式，不外乎判决、调解和执行。但不管是判决、调解还是执行，在具体方案的选择上，都可以运用和践行“帕累托改进”理论。“帕累托改进”理论指导下的判决、调解和执行方案，就是一种有利于一方当事人利益增长而又不导致另一方当事人利益减少的方案。面对这样的判决，当事人会服判息诉；面对这样的调解，当事人会自觉履行；面对这样的执行，当事人会积极配合，不会发生“执行难”。

　　三、实例分析
　　为了说明以“帕累托改进”理论指导民事司法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也为了探索如何更好地以“帕累托改进”理论指导民事司法实践，笔者试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曾经审理执行几起民事案件的真实过程作为例证进行分析。（注：限于篇幅，对具体案情进行了适当浓缩；基于隐私，本文隐去了当事人及相关真实信息）
（一）判决：支持男方诉求，兼顾女方利益。
某甲（男方）诉某乙（女方）离婚纠纷案
【案情】
某甲和某乙于1982年认识，1983-1984年间开始确立恋爱关系，1986年7月9日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夫妻感情尚可，于1988年8月25日共同生育一小孩。生了小孩之后不久，某乙患了银屑病，至今未能根治。婚后双方有时亦因生活琐事发生一些争吵。从2000年开始，因某乙认为某甲在A酒店工作期间，与女秘书某丙发生婚外恋情，双方争吵次数更加频繁，夫妻感情开始出现危机。某乙有时到某甲的工作单位去找某甲理论，某甲为此感到自己的工作很受影响。2009年春节，双方因家庭琐事大吵一架之后，某甲开始吃住在工作单位，而不回家与某乙共同居住生活。2009年11月，某甲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与某乙离婚。后某甲因担心某乙出现意外情况而放弃到庭，本院对该离婚诉讼案件按撤诉处理。之后双方的夫妻感情继续恶化。2010年8月，某乙到某甲的工作单位B酒店与某甲发生争吵，激动之下将酒店的一辆单位公用车砸坏。8月24日，某甲被上级调往C酒店工作。2010年9月中旬，因某乙又到C酒店找某甲理论，某甲随即被上级解除其在C酒店的职务及工作关系。某甲由此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单位和收入来源，因而对与某乙的婚姻关系彻底失去信心，坚决要求与某乙离婚。
某乙在法庭陈述中表明，双方发生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某甲与婚外异性发生婚外恋情，是过错方。某甲对此明确表示不反对某乙的这种说法。对于某乙需要治病的客观情况，某甲愿意以放弃分割共同房产的方式来履行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帮助义务，但希望求得这场对某甲来说已经只剩下痛苦的婚姻的解脱。
本案中，双方举证证明的夫妻共同财产为房屋两套,A房屋登记某甲名下；B房屋登记在某乙名下。
本案审理中，本院曾做双方的调解工作，建议双方从尊重事实、体谅对方的角度出发妥善协调解决纠纷。调解中，某甲愿意放弃对两套共同房产的分割要求，愿意将自己名下的房屋过户至某乙的名下，并绝不影响某乙对房屋的使用。某乙则坚持要某甲给付与该房屋相应市场价值的现金150万元才同意离婚，并称某甲完全可以先将房屋出售，后以售房款给付即可。某甲则从小孩的角度考虑不宜卖房。双方就此不能最终协商一致。
【判决】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甲与某乙识、恋爱后登记结婚，婚后夫妻感情尚可，还共同生育了小孩。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双方生活习性上的差异逐渐明显，经常发生矛盾和争吵。某甲认为某乙个性强烈，让人无法容忍，多次做出极端举动使得某甲工作都不得安宁；某乙则认为某甲对婚姻不忠，存在婚外恋情，应对家庭不和承担全部责任。某甲对某乙关于婚外恋情的说法不予否认。2009年11月，某甲诉至本院要求与某乙离婚。该案虽然因某甲因故缺席庭审而按自动撤诉处理，但此后六个月过去，双方的婚姻关系依然没有好转迹象。现某甲再次起诉要求离婚，足以表明双方的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尽管某乙表示不同意离婚，但从维护婚姻自由的角度出发，对某甲的离婚请求，也应予准许。
双方离婚后，应妥善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而且应遵循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双方共有房产A房屋和B房屋，某甲法庭陈述表明自愿全部归某乙所有，自愿放弃分割要求，对此本院予以准许。鉴于A房屋现登记在某甲的名下，某甲应于离婚后合理期限内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过户登记至某乙的名下，某乙则应予配合；过户登记如需税费，由某甲负担为宜；过户后某甲则有义务腾空房屋，便于某乙正常使用。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项、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某甲要求与某乙离婚，本院予以准许；二、关于共有财产分割：A房屋、B房屋及两套房屋内的家具家电等归某乙所有；三、鉴于A房屋现登记在某甲的名下，某甲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天内将该房屋的所有权过户登记至某乙的名下，某乙予以配合，过户登记所需税费由某甲负担。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在法定上诉期内提出上诉，该判决产生法律效力。后来，双方均自觉履行了判决义务。
【分析】
　　本案中，某甲和某乙基于某甲存在婚外恋情争吵打闹不断，某甲正常的工作都受到严重影响。某甲先后两次起诉要求离婚，足以表明双方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基于婚姻自由的原则，一方即使存在过错，但也还是有权要求离婚。而基于婚姻法关于照顾无过错方及女方权益的规定，也基于本案中某乙存在治病之客观经济需要以及某甲关于放弃共有房屋分割要求的自愿，法院判决准许某甲离婚请求的同时，判决夫妻共有房屋全部归女方所有。面对这样的判决，双方均息诉服判。此案判决，使得某甲要求离婚，寻求解脱的主张得到了满足，而某乙治病的经济需要亦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某乙作为女方的权益并未受到损害。因此本案判决充分体现了“帕累托改进”理论的原则和精神。

（二）调解：为了让当事人安心过年
张三诉李四、李某某民间借贷及保证担保纠纷案
【案情】
2008年4月，李四的儿子李某某因故向张三借款47 000元，出具了借条，承诺于当年7月12日前还款。借款到期后，李某某未能还款。双方经重新协商，由李某某重新出具借条，还款期限延长至2009年4月5日。李四作为借款保证人在借条上出具担保意见，表示愿意为李某某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此后，李某某陆续归还借款共计3万元，尚欠17 000元未予归还。张三找李某某索还剩余借款，李某某要么拒绝，要么拖延，且经常行踪不定。张三因要外出打工，无奈之下全权委托父亲张某某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某立即归还剩余借款17 000元，并要求李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调解】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28日立案受理张三的起诉后，确定由笔者作为承办法官审理本案。在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李某某行踪不定，无法直接送达，又不具备留置送达的条件。如此一来，案件势必不能快审快结。在此情况下，笔者迅速调整审理思路，决定着重审理张三与李四之间的连带保证责任纠纷，并采取“背对背”电话调解法，争取促成双方调解解决纠纷。
电话调解中，对保证人李四，笔者着重强调张三尚只20余岁，17 000元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应当充分理解她的起诉；张某某作为张三的父亲，出于疼女之心，全权代理张三起诉，也应当予以充分理解。对张某某，笔者着重强调四十多岁的李某某如今行踪不定，正常程序审理案件显然不利于张三快速回款；李四作为七十多岁的母亲，虽然表示愿意担保，但也是出于爱子之心，故也应当予以充分理解。双方都应站在对方的角度，多想想对方的难处，争取心平气和、友好协商解决纠纷。
立案后的一个多月里，经过笔者来回电话沟通，双方终于在电话里就还款数额和期限达成了一致意见，即由李四代为偿还借款12 000元，于签订调解协议之日一次性付清后，张三与李某某、李四之间的借款、保证纠纷则全部了结。此后李四即全力筹款以便能够在签订书面调解协议时能够当场付清12 000元。由于李四没有收入，筹资渠道有限，临近年关尚只能筹集到现金 8 000元。张某某则误认为李四一方没有诚意，向笔者表示如果李四不能在过年之前付清12 000元，那么过年后将不再履行先前达成的调解协议，要求对方全额还款17 000元，并表示不惜将官司打到底。在此情况下，笔者深感在过年之前前调解成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不能成功调解此案，那么双方都不会过上一个安心的春节。笔者遂一方面做李四的工作，建议她尽快将剩余的4 000元想办法筹措到位，时间越快越好，同时考虑将已筹措的8 000元在签订书面调解协议时付清，余款4 000元则在合理的期限内还清。另一方面则做张某某的工作，建议他理解年逾古稀的李四一方筹资不易，同时考虑由对方先还8000元、此后再在合理期限内还款4 000元的方案。双方一致接受了笔者的调解建议。
2010年2月11日下午3时30分，即2009年农历腊月28日，张某某和李四共同来到法院，在笔者的主持下进行“面对面”调解。双方见面后，依然对此前的借款及相关事宜怨气难消，几度情绪激烈，言词不逊。笔者历经一个多小时的来回调解，反复劝说，最终促使双方互谅互让，心平气和地达成了书面调解协议。内容为：张三从程序上撤回对李某某的起诉；李四代李某某归还张三借款12 000元，签订调解协议时当场付清8 000元，余款4 000元于2010年3月31日之前还清；李四将12 000元借款全部还清后，张三与李某某、李四之间的借款及保证纠纷全部了结，各方不再有任何争议。调解协议签订后，笔者当即制作确认调解协议内容的民事调解书，并当即送达给双方。随即李四当场给付张某某8 000元，张某某出具了收条。这样，一起历时将近两年的民间借贷纠纷终于以双方友好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的方式妥善解决。当时时针已指向下午5点30分。此后的2010年3月30日，李四和张某某如约来到法院，在笔者的见证下履行余款4000元的交付手续。双方的借款及保证纠纷至此彻底了结。
【分析】
　　本案的调解过程及结果，充分保障了原告方关于实现借贷债权的利益需求，同时又没有让被告方过上一个安宁祥和的春节的合理期盼落空，真实体现了“帕累托改进”理论的原则和精神。

（三）执行：创新执行方式，实现双方共赢
某甲公司申请执行某乙公司承揽合同欠款纠纷案
【案情】
2008年3月，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广告制作发布合同》，约定由某乙公司为某甲公司制作电脑喷绘三面翻转楼顶大牌户外广告，广告面积为539平方米，发布期限为一年，合同总价值75万元，并约定了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双方均按约履行了义务，但因政府对户外广告进行治理，2008年7月，该广告在仅发布三个月后即被拆除。某甲公司要求某乙公司退还广告发布费22万余元，某乙公司以政府进行广告整治属不可抗力，自身没有过错，且政府补偿只发放给场地租赁方，而该租赁方无钱补偿给本公司等为由一直拖欠。某甲公司遂于2008年12月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9年2月10日，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后，判令某乙公司退还某甲公司22万余元并支付延期利息。
【执行】
该案件一审判决生效进入执行程序后，因被执行人某乙公司属智力服务型企业，可供执行的财产微不足道，简单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不仅不能很好地实现申请人某甲公司的权利,也会使被执行人某乙公司陷入破产倒闭。该案遂成了一起较为棘手的执行积案。
为切实帮助两家企业度过难关，使该起执行案件取得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承办该案的执行法官不遗余力做工作，在协调过程中了解到，在履行该服务合同时，双方都非常诚信，均较好地履行了义务，双方对政府整治户外广告的政策也很支持，造成纠纷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户外广告进行治理的相关补偿款被场地租赁方拖欠。眼前最紧要的是，如果某乙公司贷款还债，则某乙公司将可能一蹶不振；某甲公司亟需发布广告打开销路，却又因资金困难无法办理。面对双方的困难情况，综合考虑双方需求和实际履行能力，执行法官提出了“服务抵债”的执行新方案。经多次协调，积极穿针引线，促使双方达成某乙公司争取新的广告位重新为某甲公司发布广告，以服务抵债务的执行和解协议，取得了“双方再携手，共同度难关”的双赢效果。
【分析】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法律问题探讨

叶知年 李金森


[摘 要] 当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以及各种侵害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如何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是值得思考并研究的问题。本文在分析近年来我国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就业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试图从法律角度研究农民工进城打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劳动权益被侵害的问题，进而提出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及政策方面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农民工 劳动权益 保护
一、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理论定位分析和保护现状
（一）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理论定位
1、“农民工” 和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定位
　　农民工不是一个劳动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它包含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也夹杂着户籍管理制度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农民工从法律上进行重新定位，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状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首先应当明确农民工是劳动者。当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从事产业工作以后，他们在法律上的定位应当是劳动者，他们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一切条件，应当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确定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是指在劳动权基础上享有的各种权益。因此，必须先明确劳动权的概念。广义上的劳动权概念与劳动权利是等值概念。狭义上的劳动权仅指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有时也可以包括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狭义上的劳动权与人们通常使用的工作权基本同义。但上述的分析也只是相对的，在各种著述和政府文件中，有时并没有严格区分劳动权、工作权和劳动权利这三个概念，往往不加严格区别地混用。我国宪法和劳动法也没有直接使用劳动权的概念，而是使用劳动的权利或劳动权利的概念。
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　
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确立的，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形式为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作机会的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社会制度。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的主要内容是：
工伤保险权益。工伤保险是劳动者因工造成伤残、死亡或者职业病后，对伤害者及家属给以一定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措施。农民工从事较危险、有害的作业，又缺少较为全面的保障，往往是受害者。因此，必须切实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 　
医疗保险权益。医疗保险是指劳动者在非因公造成患病、损伤时，获得所需医疗费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可能接触有害物质，对其身心造成损害。这种损害不仅造成下一代发育的障碍，还会影响其寿命。由于职业病往往具有迟发性特点，农民工发生职业病伤害的，可能会在疾病的积累过程中已经被除名遣送回家，而辛苦打工所得可能根本不够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甚至导致其倾家荡产、恶疾缠身。农民工医疗保险权益的缺失，往往导致他们有病不能就医，小病酿成大灾，甚至丧失劳动能力，经济损失更无法补偿。可见，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尤为重要。
生育保险权益。《劳动法》规定，在女职工怀孕期间，不得辞退。但对一些企业来讲，这些规定并不同等地适用于农民工。不少“打工妹”一旦怀孕就被辞退，她们的生活也就随之发生困难。即使不被辞退，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没有为其办理生育保险，她们与城市女工的待遇无法等同，有些人无力支付正规医疗费用，而不得不求助于私人医生甚至无牌照游医、巫医，结果可想而知。因此，保障女农民工生育保险权益也显得特别重要。
（二）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
(1)我国现有的关于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
我国《宪法》第四十二、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和休息的权利；同时，《民法通则》也有相关的规定。《劳动法》在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第二十九条、三十三条规定了对劳动者的一些保护措施。《劳动法》作为我国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是宪法以下的最高层次的立法，从法的效力的角度而言，对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具有强大的效力。
当然，除了基本法律之外，还有部分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条例也有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内容。　
(2)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现状
在工资方面:一是初步建立了工资宏观指导体系。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以外)建立了工资指导线制度;在全国14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二是开始探索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劳动者能够依法参与企业的工资决定,正当维护自己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权益。三是建立并完善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覆盖的是全体劳动者,当前对维护农民工最基本的劳动报酬权益尤有重要意义。四是加强监察执法,从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入手,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各地通过进一步强化劳动监察,开展专项检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初步形成了联合有关部门综合治理企业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氛围。特别是针对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的现象,2004年9月,劳动保障部会同建设部共同下发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4月,劳动保障部、建设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建设等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的通知》,对建筑企业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管理等行为提出了规范意见。
　　在劳动保护方面:一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和劳动保障等部门开展了多次专项检查,查处了一批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和侵害劳动者(其中大多为农民工)休息休假等权益的案件。二是通过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检、举报专查和集中专项检查,重点查处企业违法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的行为,保障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益。
2、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现行法律中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应该承认,针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现行法律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适用于全国的《劳动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也有各地劳动部门诸如北京市劳动局制定的《关于用人单位招用外地务工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通过对上述法律文件的分析,笔者认为,受对农民工角色定位的影响,现有法律存在如下问题：
矛盾性。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适用劳动法。所有劳动者都享有平等就业、取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劳动法》是将农民工视为普通劳动者,将他们与城镇及其他劳动者一体调整与保护的主体；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规章却又将农民工加以特殊对待。如根据前述北京市劳动部门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对外地务工人员可以选择就业的行业、工种等进行了明确的限制。这种对法律主体定位的不确定性,直接妨碍了法治的统一和尊严。
　 不公正性。实践中农民工权益受损屡禁不止,固然有政府监管不力、用人单位不依法办事的因素,但其中也折射出立法的不公正。我们知道,法律是通过权利义务的设定来调整社会关系的,然而,现行政策法规在调整农民工与政府、与用人单位及与城镇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上却表现出强烈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实质体现了对农民工权益的限制与歧视。　
笔者认为,实体权益的部分缺失和救济手段的不畅是其中的最大问题。长期以来,农民工被排斥在工会之外，没有形成这一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导致本就不完整的公民劳动权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对抗作为强势群体的用人单位的斗争中尤其明显。利益受损且没有有效的法律救济,使农民工权益的损害有如雪上加霜。这其中突出表现为现有法律的制裁手段狭窄且过于弱化,导致实践中农民工本就不多的权益被部分剥夺而难以全部享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权益的,制裁手段只是警告、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等一些训诫性措施,即使进行罚款,由于数额过小、强度有限,也难以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这充分暴露了我国相关立法的调控乏力。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换来了经济的发展。你们看看那部劳动法有什么真正的保护措施?可以说劳动法把劳动人民这个过去被称为领导阶级的整个阶级出卖给了企业家。”
(2)现实经济生活中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取得合理劳动报酬的权利。主要表现在：一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虽然从事的与城市人同样的工作，却拿着不一样的报酬。二是加班不给加班费或少给加班费。农民工大都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待遇低，特别是在私营企业，每天一般都在10—14个小时，超时疲劳工作现象严重，但享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三是拖欠甚至拒付工资，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时常发生。
休息休假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证，劳动时间被无限延长。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同时也应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但是，农民工普遍反映劳动超时现象严重。不少个体、私营及涉外企业经常让员工加班加点，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
　　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有的用人单位着眼于眼前利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注意改善工作环境，不给农民工配发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导致农民工职业病发病率较高。
　　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的缺失。社会保险、福利权是指劳动者享受国家和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设施和种种福利待遇，在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在实际中，一些用人单位特别是个体和私营企业要么不给农民工买社会保险，要么为了应付检查只给少部分农民工投保，要么避重就轻只买一种保险，而回避其它几个险种。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关系缺乏法律的有效约束。使用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或签生死合同的情况在个体私营企业普遍存在。由于不签劳动合同，用工单位可任意处置农民工，超时加班，不给加班工作；不负工伤责任；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等等。
二、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要作好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工作，首先必须清楚地分析造成这些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歧视农民工的观念比较严重
　　从理论和法律上讲,农民工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员,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劳动者一样,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农民工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较远。农民工在社会职业结构中实际处于最低层。歧视农民工的观念意识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在城市里,农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成“盲流”,得不到作为公民应有的基本尊重。一些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思想深处,存在着农民工不应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权益和待遇的意识。在某些政府管理机关,个别领导者和工作人员也无视农民工对城市建设的贡献,错误地强调给农民工平等待遇会加重城市管理成本和难度,错误地认为政府治理企业欠薪,敦促企业改善劳动条件,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和地方财政收入,等等。
(二)劳动保障法制建设滞后，执法力度不足
一是现有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劳动保障法制不健全,立法层次较低。虽然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作了许多规定,却未能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为他们提供便捷有效的保护措施和手段。而且,现行涉及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的具体规定只是部门规章,立法层次较低;这些规章由于无上位法的依据,对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签订、争议处理及违法责任的追究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受到限制。
二是现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在劳动关系的建立上,对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处罚只是责令改正,对仍未改正行为没有进一步的处罚措施。在工资支付方面,对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只是设定了50%到一倍的赔偿金；对企业主拖欠、克扣工资等行为没有强制手段。在劳动保护方面,对恣意延长劳动时间、不依法提供劳动保护措施的行为缺乏强硬的处罚措施,等等。
三是执法力量不足,执法效果不理想。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人员在处罚企业有关违法行为时,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导致行使处罚乏力,难以震慑和遏止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力量与日益繁重的维权工作需要严重不适应。劳动争议仲裁缺乏独立的办案机构,办案人员的编制、经费保障等问题没有解决,也严重影响了劳动争议处理和仲裁的办案效率。
(三)部分用人单位有法不依，劳动用工管理混乱
部分用人单位不按国家有关劳动合同的规定要求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要么不签合同,要么采取口头约定或者签订“生死合同”等形式来规避法律责任,减轻自己义务。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查,目前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仅占12.5%。还有一些用人单位把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推给“包工头”,给以后的农民工维权制造困难。据统计,因劳动合同问题引发的上访占全部上访的比例为18%。有的用人单位不执行国家关于工资支付的规定,没有建立正常的工资支付制度。还有一些用人单位不按国家要求实施劳动保护,对保护设施偷工减料,劳保用品或没有、或以次充好,使农民工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 　　　　　　　　　　　　　　　　　　　　　　　　　　
(四)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自我维权能力较弱
这里说的组织化程度低是指农民工很少加入工会等正式组织。目前作为产业工人主体之一的农民工，绝大多数不是工会成员。再加上一些“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拒不建立工会组织，使农民工的组织程度更低，正式组织的缺失，使农民工缺乏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的渠道和载体，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通过集体的力量，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五)农民工的法律素质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