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辩诉交易”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武彬
邮编100026 电子信箱：wu--_binvip@yahoo.com.cn
前言：
辩诉交易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颇为流行的一种制度，又称辨诉谈判（Plea Negotiation），辨诉协议（Plea Bargaining）（Plea Agreement），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经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由被告人认罪换取不起诉或者较轻刑罚的协议。辩诉交易的方式主要有罪名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种。对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为了在对其他更严重罪犯的起诉中获得该交易对象的证言或其他合作；其二是为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
在我国当前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取证难。由于现阶段的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呈现出隐蔽化、高科技化的趋势，且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侦查人员获取犯罪证据困难重重。这使得侦查人员将目光投向了英美法系一种很有实用价值的诉讼制度：辩诉交易。但是，如果采用“拿来主义”，将闪现着功利主义色彩的辩诉交易制度照搬到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来，很有可能会“水土不服”，导致移植失败。如何将辩诉交易本土化，削弱其负面影响，使之为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活动服务，就成了移植的关键所在。在本文中，笔者仅就移植的必要性、与审查起诉阶段辩诉交易的区别、适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几点设想略作陈述，以期能够引起有关人士的关注。
一、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引进辩诉交易之必要性
1、有助于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辩诉交易从表面上看，减轻了对一些犯罪分子的处罚（如共犯、行贿人等），似乎有放纵犯罪之嫌；但若无这些知情人的配合，侦查人员侦破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更是难上加难。将“减轻知情人的处罚”与“无法侦破重大案件”这二者的危害性两相权衡，显然前者，也就是辩诉交易更有助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
2、有助于取得案件关键证据，推动案件的侦查进程，避免因证据不足导致的失败风险。现在的贪污贿赂犯罪越来越隐蔽，犯罪分子的心里防线也越筑越厚，如果没有知情人从中协助，很难打开案件“突破口”。问题是知情人多半也是参与者，如果不能打消知情人“举报别人就是害了自己”的顾虑，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协助。在证据要求日益严格的今天，证据的缺乏足以导致整个案件的流产，令侦查人员为之扼腕叹息。
3、有利于发现事实真相，符合“实事求是”的立法本意。在辩诉交易相对人①的积极配合下，侦查人员能够更好地发现犯罪，进一步深挖案件真相，尽可能“还事实以本来面目”。在这一点上贪污贿赂犯罪与普通的刑事犯罪不同。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无罪之人为了免受牢狱之灾，可能会违心认罪换取缓刑；但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由于案件主体的特殊性，证据的复杂性，损失的客观性及牵涉人员的广泛性等种种因素，将“无罪之人认罪”这种几率降至最低，弱化了辩诉交易在这方面的缺憾。
4、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国有资产。贪污贿赂犯罪侵害的利益均为国家利益。侦查人员侦破的案件越多，越能挽回国家损失。辩诉交易的实施会有力的促进一批大案要案的侦破，有利于保护国有资产不被侵吞、流失。
5、辩诉交易的实施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通过辩诉交易，侦查人员缩短了办案时间，提高了线索成型率②，大批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成功侦破，提高了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震慑了蠢蠢欲动的“边缘人”，促进了群众举报犯罪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的良性循环。
二、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阶段与起诉阶段虽然同属于刑事诉讼法范畴，但这两阶段的辩诉交易有很多不同之处。
1、二者的适用目的不尽相同。在起诉阶段适用辩诉交易③，重点是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侧重于程序方面；而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主要是为了寻找能够定罪的证据或线索，侧重于实体方面的认定。
2、二者适用对象不完全一样。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相对人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而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的辩诉交易相对人多是未被立案侦查的人。如行贿方转作污点证人；知情人接受侦查人员“对其其他问题不予追究、曝光”的协议，提供指控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等；
3、二者交易的事项范围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事项多为案件本身，即以认罪换取较轻的处罚；而侦查阶段的交易事项则不限于案件本身，可以是相对人的其他犯罪行为、其他违法行为（如嫖娼行为）或是违纪事项（如违规安排亲属工作），范围比起诉阶段要广的多。
4、法律后果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可以适用“从轻、减轻、免除”等法定的减轻刑罚的手段，同种案件的辩诉交易结果很可能因辨诉双方的辩诉协议不同而不同；而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一旦达成，多为不追究法律责任（如行贿方积极配合，以换取对其不予追究），否则辩诉交易相对人将疑虑重重，不肯配合，不能达到辩诉交易的预期效果。
5、监督权归属不同。起诉阶段的辩诉交易由法院监督，对案件的程序性和实体性都进行审查，一旦发现问题则对辩诉交易结果不予承认；而侦查阶段的某些辩诉交易是以“不立案”或“不揭发”④为结果的，这种辩诉交易天生缺乏外部的监督机制，容易滋生其他问题（如侦查人员徇私枉法）。
三、在侦查阶段适用辩诉交易的一些问题。
1、辩诉交易是否会引起一些相对人对辩诉交易的曲解，导致辩诉交易的滥用。辩诉交易原本是一种为了侦破案件而采用的权宜之策，但是如果侦查人员控制不当或过分依赖辩诉交易，很可能会导致相对人将辩诉交易当成法宝，不讨价还价就不作证、不坦白，这对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十分不利。如何平衡辩诉交易的积极影响与负面影响的相互关系，是适用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2、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应如何界定。辩诉交易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应用非常广泛，大约有90%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但是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不可能以大量牺牲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来换取司法效率的提高，这就需要对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规定。否则，侦查人员很可能会对用于交易的、超越管辖权犯罪案件的危害性不予考虑，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为了认定几万元的受贿罪，而用走私百万元的犯罪事实进行“不予追究”的辩诉交易。这无疑违背了适用辩诉交易的本意。
3、辩诉交易的效力问题。在现阶段，侦查人员如果与某案件的从犯达成“不予追究”为结果的辩诉交易，多半会被公诉部门或法院以“遗漏了应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为由而否定。这样就使侦查人员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辩诉交易相对人会指责检察机关的出尔反尔，不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侦查人员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就只能冒着“两个嫌疑人都定不了罪”的危险而对两个犯罪嫌疑人不分主（犯）从（犯）均立案侦查，法律效果可想而知。如何让辩诉交易的结果得到起诉部门及法院的认可，是辩诉交易在侦查阶段适用时的又一大障碍。
4、辩诉交易由谁有效监督的问题。失去监督的权利必然会孳生腐败。如果对贪污贿赂阶段的辩诉交易权不进行有效的约束，必然会被某些人利用，那时就会出现“抓小（额）放大（额），抓从（犯）放主（犯）”等奇怪的现象。还有，侦查工作的秘密性又导致案件知情范围很小，直接影响辩诉交易的透明度。一个长期有效的监督制度是辩诉交易正常发挥作用的保证。
四、关于适用辩诉交易的几点设想：
1、在贪污贿赂案件侦查阶段推行辩诉交易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作基础。法制环境是透视一个国家执法水平的窗口。良好的法制环境是实行辩诉交易的大前提。从经济建设水平到法制建设进程，从侦查人员的执法理念到执法素质，只有达到较高水平的地区和人员才具备执行辩诉交易权的必要条件。建议先在适宜的地区进行“贪污贿赂案件侦查辩诉交易”试点工作。
2、辩诉交易的适用尺度要把握好，从制度上防止辩诉交易权的滥用。
（1）启动辩诉交易程序的规定要明确，须为“确有必要时”才可使用，并对“确有必要”做出详细规定。笔者认为“确有必要”应当至少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交易目的必须为获取定案的关键证据；第二，被交易事项在量刑上，社会危害性、社会影响等方面，必须远远小于当前案件可能获得的刑罚、社会危害性及社会影响等（需要综合考虑）。
（2）辩诉交易主动权要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防止相对人“反客为主”，使侦查活动陷入被动。
（3）以“超越管辖权的案件”为辩诉对象换取贪污贿赂案件证据时，应有更严格的范围限制。侦查人员进行辩诉交易前要反复掂量孰轻孰重，要从大局出发，杜绝“部门本位”思想。
3、对辩诉交易结果的效力须出台法律法规予以认可，以维护侦查人员做出承诺的公信力。另外，对辩诉交易结果的效力范围也应有明确规定，即仅限于当次案件有效。今后再经他人（包括同案的犯罪嫌疑人）举报的线索、证据，侦查（或有权查处）机关进行调查不受此次辩诉交易的限制，即辩诉交易相对人仅具有一次“侦查豁免”。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有些人将辩诉交易当作自己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
4、侦查人员要注意利用各种手段巩固辩诉交易的效果。辩诉交易只是一种获取证据的手段，侦查人员并不能完全依赖辩诉交易的结果，必须用各类证据对辩诉交易得到的证据（或证言）一一加以印证，形成牢固的证据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辩诉交易的效果。
5、对贪污贿赂犯罪侦查阶段的辩诉交易要给与适当监督。在这里，监督的重点是“适当”二字。一方面要对其进行严密的监督，但另一方面监督范围又不宜过大，以免过分束缚侦查人员手脚。笔者认为：在内部以主管检察长审批为最佳；外部以上一级检察院的职能部门进行单线监督为宜，特别重大案件的辩诉交易层报省级检察院备案。
6、在辩诉交易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首先，辩诉交易相对人进行辩诉交易必须是自愿的；其次，侦查人员要让辩诉交易相对人充分了解交易后果；还有，就是要让辩护律师⑤从嫌疑人的利益出发，认真分析接受协议和接受审判的利弊，从而帮助犯罪嫌疑人做出明智的选择。
① 辩诉交易相对人，指与检察机关进行辩诉交易的人员。如犯罪嫌疑人本人、同案共犯等。
② 线索成型率，指从举报中心转来的、经过初查能够立案侦查的线索占总线索的比率。是衡量贪污贿赂工作的一个指标。
③ 据2002年4月19日《法制日报》报道，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我国首例采用“辩诉交易”结案的案件。合议庭根据公诉机关向法院递交的辩诉交易申请，重点就控辩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程序性和实体性审查，当庭予以确认。此案从开庭到宣判仅仅用时二十五分钟。
④笔者曾遇到这样的案例：某案件知情人对案件情况闭口不谈，但当侦查人员抓住其有嫖娼行为时，他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言明只要不把他的嫖娼行为移送单位处理，他什么都愿意配合。综合考虑之后，侦查人员同意了他的请求。这就是一例典型的以“不揭发”为结果的辩诉交易。
⑤ 这条主要是针对犯罪嫌疑人为相对人的情况而言。因为律师从经济收益上考虑是不愿意进行辩诉交易的。如果案件开庭，律师将能拿到更多的报酬。
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计划生育条例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日公布）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生育调节
第三章 优生和节育技术服务
第四章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人口生育必须按计划进行，鼓励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禁止超计划生育和非婚生育。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公民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条 推行计划生育，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同时采取经济的和行政的措施。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实行任期人口目标责任制。
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计划生育工作。
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做好本系统、本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
第二章 生育调节
第五条 男女双方按法定结婚年龄推迟三年以上结婚为晚婚。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生育第一个子女为晚育。
第六条 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但符合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非农业户籍公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本人申请，区、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经指定的医疗单位诊断证明，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再婚夫妻（含一方再婚、一方初婚），原有一个子女的；
（三）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经区、县以上医疗单位诊断证明为不孕症，女方年满三十周岁，按照有关规定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四）夫妻双方均系归国华侨或者台湾、港澳同胞在我市定居的；
（五）夫妻双方均系独生子女的；
（六）从外地迁入我市的少数民族公民，迁入前经当地县级以上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子女并已怀孕的。
第八条 农业（含渔业）户籍公民，符合本条例第七条规定和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本人申请，区、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夫妻一方因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二等乙级以上残废军人的；
（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
（三）男方到有女无儿家结婚落户，并负责赡养女方父母的；
（四）劳动力缺乏的山区、半山区的农民，只有一个女孩的；
（五）同胞兄弟中一人没有生育能力，其他人各生一个子女的，经协商一致，准许其中一人再生一个。
第九条 经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必须与生育第一个子女间隔四年以上，但符合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夫妻一方是农业户籍，另一方是非农业户籍的，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条件，以女方户籍为准。
第三章 优生和节育技术服务
第十一条 公民结婚应当进行婚前健康检查；生育应当接受优生指导。
第十二条 有生育能力的夫妻，应当采取节育措施。
第十三条 经指定的区、县以上医疗单位诊断，育龄夫妻一方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禁止生育。
第十四条 医院施行节育手术，必须具备施行手术条件，由合格的医务人员严格按照手术常规进行，确保接受手术者的安全。
第十五条 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因子女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经批准允许再生一个子女的，免费施行输卵（输精）管再通手术。
第十六条 公民接受节育手术后，经医院证明，是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假期；是农民的，可参照国家有关规定，由所在乡（镇）、村给予照顾。
第十七条 施行节育手术的费用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办理。
经区、县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组鉴定，确因节育手术引起并发症的，由施行手术的医疗单位给予治疗或者负责予以转院治疗。经施行手术的医疗单位证明需要休息的，休息期间，由所在单位照发工资。无工作单位并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生活补助，或者根据其身体情况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
经区、县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节育手术事故的，依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处理。
第四章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第十八条 凡有我市常住户籍的公民，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不在同一居（村）民委员会的，其计划生育的管理工作，由户籍所在地的居（村）民委员会负责，经常居住地的居（村）民委员会予以协助。
第十九条 外地来我市从业的流动育龄妇女，必须持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开具的计划生育情况证明，到经常居住地的乡（镇、街）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到公安部门登记暂住户口后，有关部门和单位方可发给营业执照或者接纳其从业。
第二十条 外地来我市的流动育龄人员超计划生育子女的，由经常居住地的乡（镇、街）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按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用人单位应当分别注销其暂住户口，吊销其营业执照，予以辞退。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实行晚婚的，婚假增加四天；实行晚育的，给予女方一个月基本工资的奖励，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或者增加产假三十天。晚婚晚育假期间工资照发，应当享受的福利待遇同国家规定的婚假、产假相同。农民实行晚婚、晚育的，可参照本规定，由所在乡（镇）、村给予奖励。
第二十二条 夫妻双方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证》的，给予以下奖励：
（一）每月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发至子女年满十四周岁止。农村确有困难不能发放独生子女保健费的，可减免其义务工、统筹款，或者优先招收其到乡（镇）、村企业工作。
（二）分配住房、宅基地和独生子女入托儿所、幼儿园、就医时，有关单位应当给予优先和照顾。
第二十三条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扬和奖励。成绩突出、符合条件的，可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第二十四条 非婚生育子女的男女双方，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 未经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为超计划生育。对超计划生育子女的夫妻征收超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以下简称社会抚养费）。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未经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各征收月标准工资百分之二十的社会抚养费，连续征收五年。禁止生育第三个子女，违反的，对夫妻双方各征收月标准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社会抚养费，连续征收七年。
农业户籍公民和非农业户籍的个体工商业者超计划生育子女的，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标准和期限，由区、县人民政府规定，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六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决定，并负责征收和保管；可以分期征收，也可以一次征收。
社会抚养费用于计划生育工作，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七条 超计划生育子女的妇女，孕产期的检查费、住院费和医疗费一律由个人承担。在征收社会抚养费期间，其超计划生育的子女，不得享受职工供养直系亲属的福利待遇。
第二十八条 超计划生育子女的夫妻，在被征收社会抚养费期间，不得享受各种先进荣誉；是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由其所在单位逐月扣除其奖金（特殊贡献奖除外），并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没有完成计划生育工作考核指标的地区、单位，当年不得被评为综合性先进地区、单位和文明单位。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独立核算为单位）出现超计划生育的，由其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或者视情节轻重处以罚款。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当事人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私自收养孩子的；
（二）违反规定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三）干涉、阻碍采取节育措施或者补救措施的；
（四）遗弃、残害婴幼儿的；
（五）虐待女婴及其母亲的；
（六）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七）侮辱、殴打和故意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毁坏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财物的。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征收社会抚养费不服的，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申请复议。十五日内未申请复议的，决定生效。
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十五日内不起诉的，复议决定生效。
当事人对生效的处罚决定或者复议决定不履行的，由区、县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１９８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