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关于印发毕节地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试行）的通知
贵州省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
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关于印发毕节地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试行）的通知
毕署办通〔2009〕211号
各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行署有关工作部门：
《毕节地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试行）》、《毕节地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试行）》和《毕节地区主要污染物减排监测办法（试行）》已经行署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九年十二月三日
毕节地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试行）
为做好“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和核定工作，确保“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数据准确、及时、可靠,为完成全区“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奠定基础，根据《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国发〔2007〕36号）和《贵州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主要污染物，是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实施排放总量控制的两项污染物，即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环境统计污染物排放量包括工业源和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COD和SO2排放量的考核是基于工业源和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的总和。
第二条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统计制度包括季报和年报。
季报，即统计每季度主要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情况,为全区总量减排统计和宏观经济运行分析提供环境数据支持，报告期为1个季度，各县、市（区）环保局应于每季结束后5日内将上季度减排措施实施进展情况和减排数据上报地区环保局。
年报，即统计每年度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及治理情况,报告期为1—12月,年报主要依据环境统计制度开展。为提高年报时效性,各县、市(区)环保局应于次年1月10日前上报年报快报数据。
第三条 统计调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行,由各县、市(区)环保局负责完成,地区环境监测站的监测数据应及时反馈给县、市(区)环保局，作为核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的依据。各县、市（区）将工业源和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数据进行审核、汇总后上报地区环保局，并经地区环保局审核后上报省环保厅。
工业源污染物排放量应根据重点调查单位发表调查和对非重点调查单位比率估算；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应根据非农业人口数(以2005年口径为准)、燃料煤消耗量等社会统计数据测算。
第四条 发表调查单位污染物排放量可采用监测数据法、物料衡算法、排放系数法进行统计。
监测数据法：重点调查单位原则上都应采用监测数据法计算排污量。对当年关停企业按其当年实际排污天数进行统计。
物料衡算法：主要适用于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测算,测算公式如下:燃料燃烧二氧化硫排放量=燃料煤消费量×含硫率×0.8×2×(1-脱硫率)。
排放系数法：主要适用于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造纸、金属冶炼、纺织等行业排污量的估算。排放系数优先采用国家推荐的数值或同等生产工艺水平企业验收监测得到的排放系数。
以上三种方法应优先使用监测数据法计算排放量。若无监测数据（或监测频次不足），可根据上述适用范围，火电厂选用物料衡算法；钢铁、化工、造纸、建材、有色金属、纺织等行业企业选用排放系数法。监测数据法计算所得的排放量数据必须与物料衡算法或排放系数法计算所得的排放量数据相互对照验证，对两种方法得出的排放量差距较大的，须分析原因。对无法解释的，按“取大数”的原则得到污染物的排放量数据。
第五条 生活源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统计方法。
生活源COD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生活源COD排放量＝非农业人口数×城镇生活COD产生系数×365－城镇污水处理厂去除的生活COD
其中，城镇生活COD产生系数可采用国家推荐的南方城市平均值90克/人•日或实测数据并予以说明。
生活源SO2排放量计算公式为：
生活源SO2排放量=生活及其他煤炭消费量×含硫率×0.8×2
第六条 环境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主要由《环境统计管理办法》、《环境统计技术规定》、《全国环境统计数据审核办法》等系列文件规定组成。
各县、市（区）环保局要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联审制度。数据上报前，要与当地统计、发改等部门组成联合会审小组，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和环境质量状况，联合对数据质量进行审核。
污染源的环境统计数据由企业负责填报，分别由各县、市（区）环保局负责审核，如发现问题，须要求企业改正，并重新填报。各县、市（区）环保局对本级环境统计数据负责，地区环保局对各县、市（区）环保局上报的统计数据进行审核，各县、市（区）环保局应按照地区环保局审核结果认真复核报表中的各项数据。
第七条 按照国家《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中确定的排放强度法,对全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数据进行核算。核算的具体方法及程序应依据国家《“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办法》、《“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细则》等文件规定执行。
第八条 在排放强度法中使用GDP核算各县、市（区）COD排放量时,须用监测与监察系数对计算结果进行校正;在排放强度法中使用耗煤量核算各县、市（区）SO2排放量时,须用监察系数对SO2排放量计算结果进行校正。监察系数的取值应按照国家《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察系数核算办法(试行)》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各县、市(区)环保局按照本办法要求对年报快报数据进行核算,并将核算结果与核算的主要参数一并上报地区环保局。地区环保局对数据进行初步审核后上报省环保厅,并依据省环保厅核定结果对各县、市(区)统计数据进行复核后,将核算结果通报各县、市(区)。各县、市(区)环保局应根据实际情况并按照省环保厅最终核定数据,对年报数据进行校核。
第十条 本办法由地区环保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毕节地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试行）
为准确核定全区污染源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根据《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国发（2007）36号）及《贵州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十一五”期间毕节地区重点污染源（指国控、省控、地控和城市污水处理厂）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的监测。
第二条 主要污染物减排监测是对污染源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总量进行核定，并为国家和省、地确定的主要污染物减排工作提供有效数据的监测活动。监测工作采用污染源自动监测和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包括手工监测和实验室比对监测）技术相结合的方式，主要目的是切实掌握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数量。污染源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监测技术应采用自动监测技术与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技术相结合的方式。
第三条 毕节地区主要污染物减排监测工作由毕节地区环保局负责。
第四条 减排监测的范围包括国控、省控、地控重点污染源及城市污水处理厂。总量减排监测的项目包括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
第五条 国控、省控重点污染源是国家和省监控的占全国和全省主要污染物工业排放负荷65%以上的工业污染源和城市污水处理厂。国控、省控重点污染源名单分别由国家环保部和省环保厅公布，每年进行动态调整，调整时间和办法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地控重点污染源是地区监控的占全区主要污染物工业排放负荷85%以上的工业污染源，地控重点污染源名单由地区环保局公布，每年进行动态调整。
监测数据共享共用，不重复监测。
第六条 以污染源监测数据为基础统一采集、核定、统计污染源排放量数据，根据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流量计算污染物排放量。
排污单位应当在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和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建立污染源监测档案。排污单位务必于每月5日前向县、市（区）环保局申报上月排放的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数量，并提供当月生产运行情况、主要产品产量等有关资料。
第七条 排污单位申报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依据：
（一）对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源以自动监测数据为依据申报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二）对未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污染源，由排污单位提供具备资质的监测单位出具的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监测数据，并以此申报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
（三）对无法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经地区环保局核实确实不具备手工监测条件的污染源，按环境统计方法计算，并以此申报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
第八条 各县、市（区）环保局对减排单位每月申报的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进行核定，并将核定结果告知排污单位。
对已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排污单位，监测设备必须与省环保厅直接联网，适时传输数据，地、县（市、区）环保局据此数据进行核定。
对未安装自动监测设备或自动监测设备没有与环保部门联网的污染源，环保部门定期对其进行手工监测，其中国控或省控重点污染源的监测频次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并依此数据进行核定。
第九条 各地应加强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机构能力建设，加快推进重点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设施建设，形成完整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体系。同时，要落实直接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服务的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费用、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实验室比对监测费用、补助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和运行费用，有效保障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工作顺利开展。
第十条 地区环保局负责对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的监测设备进行比对监测和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比对监测与自动监测设备同步现场采样，监测频次为每季度一次。
实验室比对监测结果表明同步的自动监测数据质量达不到规定时，则从本次实验室比对监测时间推至上次实验室比对监测之间的时段按自动监测系统数据缺失处理。数据缺失时段的排放量按照环保部门制定的相关技术规范规定核算。
地区比对监测结果与省环保厅的检查、抽查监测结果不一致时，由省环保厅确认自动监测数据的有效性。
第十一条 地区环保部局负责全区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数据的质量管理工作。
承担具体监测任务的环境监测部门监测方法必须采用国家标准方法或环保行业标准方法，并按照国家和地方技术规范要求实行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第十二条 地区和县、市（区）环保局要建立完整的污染源基础信息档案，建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数据库。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数据按季度逐级报送上级环保部门，用于监测质量管理和统计等相关工作。
第十三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要积极筹建本辖区环境监测站，已经建成环境监测站的县（市）要加强监测站能力建设包括人员、设备、实验用房和工作经费等，使监测站的监测能力满足减排监测工作要求，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予以落实，特别要保证直接为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服务的污染源监督性监测费用，补助国控、省控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建设和运行费用，将其纳入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年度财政预算。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地区环保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毕节地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污染防治监督管理，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确保实现我区“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根据《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的通知》（国发〔2007〕36号）和《贵州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主要污染物，是指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十一五”期间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各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以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与行署签订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责任书和行署下发的其他污染减排文件规定为依据。
第三条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的责任主体是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和有关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须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乡镇、有关部门和排污单位，并将其纳入辖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强化组织领导，落实项目资金，严格监督管理，确保实现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各责任单位应明确主要领导作为总量减排的第一责任人，加强组织协调，进一步分解、细化目标责任，认真落实各项减排工作，按时按要求完成各项减排任务和相关工作。
第四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依据行署下达的减排任务，确定主要污染物年度削减目标，制定年度削减计划。每年12月20日前应将本辖区下一年度削减计划报地区减排办（地区环保局）备案。行署每年与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责任单位签订主要污染物年度减排责任书，并进行严格考核。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应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经济发展、人口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耗、水耗等情况和所有重点污染源（含投入试运行的建设项目）总量分配及减排工程项目进展等情况。
第五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负责建立本辖区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及时调度和动态管理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数据、主要减排措施进展情况及环境质量变化等情况，同时要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台账。各责任单位也要建立本单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台账，随时掌握本单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数据、主要减排措施进展情况。
第六条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内容：
（一）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和环境质量变化情况。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应依据国家制定的“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监测办法的相关规定予以核定，因总量调剂引起的相关县、市（区）的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变化不计入考核范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应依据行署与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签订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的要求核定。
（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管理机构的设立情况，“三大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依据各县、市（区）有关“三大体系”建设、运行情况的正式文件和有关抽查复核情况进行评定。
（三）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措施的落实情况。依据污染治理设施试运行或竣工验收文件、关闭落后产能时间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减排管理措施、计划执行情况等有关材料和统计数据进行评定。
（四）主要污染物年度减排计划或实施方案制定情况和日常信息数据的调度情况。根据是否按照地区减排办的要求，制定的年度污染减排计划或实施方案和及时准确上报减排信息资料等情况进行评定。
第七条 对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落实年度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况，由地区减排办（地区环保局）进行核查督查，每半年一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于每年6月15前将上半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完成情况的自查报告报行署，并抄送地区减排办（地区环保局）；于每年12月20日前将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情况的自查报告报行署，并抄送地区减排办（地区环保局）。
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完成情况应包括本行政区域内经济发展、人口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耗、水耗等情况和所有重点污染源（含投入试运行的建设项目）总量分配及减排工程项目进展等情况。
第八条 地区减排办（地区环保局）应牵头组织地直有关部门，对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地区减排办（地区环保局）应于每年3月底前向行署书面报告全区考核结果。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主要采取资料审核、现场核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监测和考核体系建设运行情况较差，或减排工程措施未落实，或未实现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目标的县、市（区），认定为未通过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具体考核细则由地区减排办（地区环保局）会同地直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另行制订。
未通过年度考核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在1个月内向行署上报书面报告，提出限期整改措施，并抄送地区减排办（地区环保局）。
第九条 考核结果作为对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并实行问责制或“一票否决”制。
对考核结果达到年度目标要求的，地区减排办（地区环保局）会同地区发改、财政等部门优先加大对该县、市（区）污染治理和环保能力建设支持力度，并予以表彰奖励；对考核结果达不到年度目标要求的，地区减排办（地区环保局）暂停该县、市（区）所有新增主要污染排放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取销地区授予该县、市（区）有关环境保护或环境治理方面的荣誉称号，并暂停安排地级环保专项资金，同时对该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进行责任追究。
对考核未通过且整改不到位或因工作不力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监察部门将按照《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追究该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主要领导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条 对在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工作中瞒报、谎报情况的县、市（区），将予以通报批评，并根据情节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统计的本辖区年度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数据，需报经地区减排办（地区环保局）会同发改、统计等部门审核确认后，方可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地区减排办（地区环保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试论我国宪法变迁制度
黄奕新
宪法变迁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现代话语。改革开放以来，从“良性违宪”到“惯性修宪”的种种不规范现象，引导着我们对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关系进行认真地思考。
一、从“良性违宪”到“惯性修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不少所谓“良性违宪”的事件，按照学者的列举，如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1979年至1982年间共制定了11个法律。又如1988年以前，深圳等经济特区突破1982年宪法关于土地不得买卖、出租的规定，将土地使用权出租。再如1982年宪法规定“实行计划经济”，然自1992年以来、在1993年修宪前，国家领导人就已多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该学者认为，上述违宪事件，虽然违背了当时的宪法条文，但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可称之为“良性违宪” 。这种“良性违宪”论虽然也强调对违宪事件进行有条件的限制，但基本上是倾向于通过确认“良性”这样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率直地为改革开放实践对宪法规范的冲击进行辩护。
显然，在坚持改革开放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存在着难以绕开的矛盾。成文法的局限性，在此表露无遗。第一，成文法的保守性与社会生活的发展性相矛盾。法律具有保守主义倾向，这根源于法律的性质，因为一个规则体系不会天天发生变化，而社会在变化，其典型特点是比法律的变化快，在社会发生危机时，法律往往遭到破坏，为不连续的、有时是突然性的调整留下余地。在法律体系中，宪法由于其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最为严格，因而稳定性也最强，与之相应地，其滞后性也最为突出，最容易“成为进步和变化的桎梏”。第二，成文法的僵硬性与社会生活的灵活性相矛盾。法律规则总是表现为适用于一般情况而不是每一个个别情况。而社会生活总是具体的、千变万化的。指望制定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帝王规则”，来调整一切社会生活，是不现实的。第三，成文法的控制性与社会生活的越轨性相矛盾。法律对社会是通过控制而形成秩序的，但如果法律秩序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过严、过硬，那么某些有益的补充和经验的形成就可能被窒息了。某些“越轨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它可能是社会群体中部分人的最先觉醒，并可能最终带来整个社会体制的必然性变化。企图用法律对社会实行天罗地网式地严密控制，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导致管理过头、统得过死的结局 。
正是基于成文法的局限性，“良性违宪”论者认为，“良性违宪”是社会变革所必需的，也是法律进步不可或缺的“序曲”。但是，这一论说与公认的宪政精神不相符合，其一经提出，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进而受到尖锐的批评。学者们认为，“良性违宪”也是违宪，甚至比“恶性违宪”更为可怕，因为它可能助长那种无视宪法权威的倾向。其中，韩大元教授的言论更蕴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指出，“我国宪政历史的主要教训是轻视规范意识，片面地强调社会政治的必要性，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形成了轻视宪政的潜在意识，习惯于规范让位于现实。 ”在我们现在看来，“良性违宪”论本质上是人治观对宪政潜意识地排斥。其把抽象的政治标准凌驾于宪法制度之上，必然否定宪法的普遍效力，破坏宪政提供的可预测性功能，最终将重蹈“法律虚无主义”的覆辙。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这一悖论已最终被摒弃，宪法的至高权威性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可挑战的，而即使实践中还不可避免的一些违宪行为，也不再公然地“抬头”宣称自己“良性”了。
但是，在中国规范宪法诞生之前，我们的宪政实践仍然受到“非规范行为”或“超规范行为”的冲击，这就是所谓“惯性修宪” 。姑且从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实施算起，在短短的22年内，我国进行四次修宪(几乎每五年一次)，形成31条修正案，并存在着许多对修正案的修正。对这些修正案做些梳理，就会发现一些可以被称为观念性的修宪占很大比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如加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加入“依法治国”，在有学者看来也只是一个观念性的变化，而没有更具体的制度变迁。有些修宪原是制度性的，但对其的再修正又成了观念性。比如1988年修宪，作为对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回应，规定社会主义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对公有制是一种“必要补充”，这可以视为制度性修宪，因为它实际上承认个私经济的合法性，但是1999年修宪，将这个“必要补充”改为“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地道的观念性修宪。一个例外是，在主席这个职位上增加了“进行国事活动”这项职能，为主席参加国事活动，增加了合宪性的规定。但显然，这一难得的制度性修宪，并没有引起社会、官方乃至学者的兴趣。相比之下，在四轮马车时代起草的美国宪法，在二百多年里，只作了十五次共二十四次修改。其宪法文本虽然变动甚少，但政治制度却随着不同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联邦政府从十八世纪末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今天对社会事务无所不管的福利政府。可见，美国宪法的成长方式中，修宪是较少采用的，只在不得已时才动用 。
如前所述，实在宪法规范的修改，一方面固然可以说，这是执政者注意到社会变革的合宪性要求，矫正以往“良性违宪”行为。在此意义上，我们为改革开放欢呼鼓掌，看到修宪的进步性。但是，制宪权本质上仍是主权者的权力。一味地适就于社会变革，如此频繁的、甚至可以说是随意的修改宪法，主权者的权力则难以保障，宪法的秩序则难以维护，规范宪法意义上的中国宪法则难以最终形成。而依法治国的核心内涵就是实现宪法政治，而成熟的宪法政治又需要一个稳定的宪法秩序，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悠久的宪政传统的国家里，维护宪法的稳定性，确立宪法的权威，的确是实现宪法政治、实现依法治国的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加快社会变革步伐的同时，保持宪法的相对稳定性，避免频繁的修宪。而要避免宪法的频繁修改，又要使其不断适应社会变革，我们必须运用法律的智慧，在技术上创设一套合乎中国实情的宪法变迁制度。
二、宪法变迁概念的界定
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汉语中“变迁”一词指事物的变化、变更、发展、进化、演变等。“宪法变迁”作为中国宪法学的一个话语，用于研究规范和现实冲突进而引起宪法规范变化、发展现象，仅是近几年的事，且其内涵似乎并不稳定，学界有时将其与其他词语混用。
在近代西文宪法学上，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是德国的费迪南德•拉萨尔。他在1892年《宪法本质》一文中，提出了“现实的宪法”概念，涉及到宪法规范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
1928年，施密特在其《宪法理论》一书中提出“宪法变动”概念。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法学中，“变动”一词通常指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如物权的变动。而施密特的宪法变动则是指宪法的废弃、排除、修改、取消和停止 。除了“修改”涉及宪法规范内容的改动，其他变动形态均指一国宪法在效力上的全部或部分、永久或一时的丧失，即我们常说的“废改停”问题。而施密特又将“宪法的修改”严格限定为“迄今为止具有效力的‘宪法律’的正文的变更”，可见，这里并没有涵盖因种种情形导致宪法条款实质内容被“无形修改”的其他变动形态。
最早提出“宪法变迁”概念的是德国公法学的集大成者叶林纳克。他在《宪法的修改与宪法的变迁》一书中指出，宪法修改是通过有意志的行为而形成的宪法秫的一种变更。而宪法变迁则是指条文在形式上没有变化，但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基于事态变化而发生的变更，包括几种情形：1、基于议会、政府及裁判所的解释而发生变更；2、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变更；3、根据宪法惯例而发生变更；4、因国家权力的不行使而发生变更；5、根据宪法的根本精神而发生变更 。
有台湾学者邹文海认为“变迁”一词的词义过于模糊，提出用“成长”一词涵盖宪法修改与宪法文字的自然适应、政治传统的补充、宪法的解释等 。
现代西文的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制度变迁问题。该学派则将制度变迁界定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 。
综上，笔者认为宪法变迁的含义可从三个层面理解：其一指世界各国宪法、某种类型宪法或者某个国家宪法产生、发展的经过。其二指某国宪法修改的经过。其三指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宪法条文的实质内容发生变化并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也可说是宪法的“无形修改”。与宪法修改相比，作为宪法无形修改意义的宪法变迁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在某种宪法条文和社会生活冲突时，我们往往首先遇到的是宪法的自然适应过程，而不是宪法修改问题，更不是其他类型的宪法规范变动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可以用“宪法变动”涵盖“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同时广义上的宪法变动还可以指上述施密特所言之宪法废弃、排除、取消和停止。而“宪法变迁”一般专指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宪法的无形修改，如从法社会学、法历史学角度还可以在更大时空上泛指一国或一部宪法产生、发展、变化、消灭的经过(但在此意义上更宜用“宪法进化”或“宪法演变”等语词)。
三、构筑我国宪法变迁制度的体系
要构筑我国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必须回答几个问题：1、中国宪政生活可能或者应当存在着哪些具体的宪法变迁形式？2、这些变迁形式之间存在如何的内在逻辑联系与区别？3、这些变迁形式是否满足充分必要性？这些不仅是理论问题，同时是实践问题，涉及到我们如何去构筑完整严密的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如何去具体设计这个体系中的每一个子制度。中国宪法学者们谈到中国宪法变迁制度内容时，通常都会提到诸如宪法解释、宪法判例、宪法惯例等，但是深入讨论整个体系构建的少矣。笔者试图对此作一粗浅分析。
(一)基于权力的功能性分解：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宪法判例
分权是近现代宪法的普遍原则。洛克和孟德斯鸠当时提出这个理论时，只是从国家机关权力的结构性分离和对权力制衡的必要性角度，予以考察。按照新近的观点，分权实际上是政治系统的功能性分解，不仅是应当的，而且还是可能的。按照这个理论，政治系统有三个功能，一是民意的表达，二是民意的执行，三是民意的复归，分别对应立法、行政、司法。立法是一个利益平衡、妥协退让、发现公共利益的过程，讲究民主决策而显得无效率；行政的基本特点的是效率，因为目标已经确定，它解决的是怎么样更有效的实现。司法意味着中立、被动和遵守先定规则，这决定它不可能和行政走在一起，因为行政是有立场的，总是认为自已是公共利益的代表，积极主动地行使权力。立法提供的是抽象和普适的规则，而行政、司法尤其是司法处理的是具体的个案，合理性与合法性经常处于二难境地 。可见，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别承担着政治系统的不同功能，体现出不同属性。这就决定了作为政治系统范畴的宪法变迁，也必需而且可能由这三个权力系统来共同参与完成。
一是宪法解释。因其带有较强的造法性质，可以限制、扩张、乃至变更原宪法规范，属最重要的宪法变迁形式，故可以赋予立法机关。如我国早在1978年宪法中就将宪法解释权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惜解释机关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至今，只有1983年9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察、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勉强算一个宪法解释性的决定。
二是宪法惯例。通常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因国家机关长期的某种作为(宪法未禁止的)或某种不作为(宪法已授权但未强制的)而形成的，前者如美国总统任职届数，从华盛顿开始逐渐形成惯例，总统连任一直不超两届，直到罗斯福之后才正式收入宪法。后者如英国宪法性法律文件有规定君主的否决权和大臣的弹劾制度，但历史上从未被行使。理论上说，政治系统中的各个权力系统都有可能因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而形成某种宪法惯例，但由行政所承担的功能和表现的属性决定，在各国宪政实践中，行政机关引发宪法惯例的情形占绝大多数。
三是宪法判例。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关系公民、法人的具体人身和财产权益，当出现法律漏洞或冲突时，需要依据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利益衡平，因此宪法判例也不可或缺。但注意，此处的宪法判例不是指宪法诉讼中的判例，而是指普通法院审理普通案件所形成的能引起宪法规范实质内容变动的判例。至于宪法诉讼中的判例，因我国违宪审查不大可能走司法审查路径，而且违宪审查对宪法变迁的意义不属本层面，故相关问题在下文讨论。
因此，在国家机关权力这个层面上，宪法变迁可以而且应当在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系统中，按照其各自功能和属性来进行恰当地分配，进而分别创设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制度。除了这些形式，立法机关实际上还可以通过制定基本法律，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司法机关通过作出司法解释，进行宪法变迁活动，特别是在宪法规范过于欠缺和模糊时，这种情形显得尤为必要和常见。但这些形式不属宪法变迁特有的范畴，而且要配之以违宪审查方得符合宪政原理。
(二)基于主权者的默认：违宪审查
在引起宪法实在规范变动的角度上说，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具有同质性。而修宪权，学者公认本质上应当同制宪权一样归属于主权者，只是出于效率与成本的考虑，各国才不得不赋予代议机关行使。宪法变迁是宪法规范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适应的过程，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或默认，其将无法完成，这当中天然地包含着主权者制宪权力的作用。况且，如果将广大人民群众排除于宪法变迁过程之外，难保国家机关不利用宪法变迁将自己的“私货”加进去。套一句耳熟能详的政治宣言，那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为标准”。以此观之，笔者断言，主权者具有参与宪法变迁的天然合理性。所以，我们在创设宪法变迁制度时，必须为主权者的参与和起最终决定作用，提供宪法制度上的支持。在此，笔者窃以为，违宪审查制度正可以提供这样一种支持。通过赋予主权者违宪审查启动权，当社会现实与宪法实在规范冲突时，主权者看到社会现实的合理性时，将因为对表面“违宪”的社会现实予以默认，而不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反之，当国家机关进行不当的宪法变迁活动时，主权者将不再保持沉默，并有机会通过违宪审查制度予以矫正。这样，本文开篇提及的所谓“良性违宪”的悖论将得以解决，因为在“有效的”、“能完全发挥作用的”违宪审查制度的控制下，一个违宪行为如果不会受到法定程序的否定，就能被推定为是“良性”的，从而使其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合乎宪政理想。
综上，我国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在第一层面即基于国家公权力机关的功能性分解上，可以分为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而基于主权者制宪权力的作用，必须创设违宪审查制度，为主权者的参与和起最终决定作用，提供制度支持。实际上，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具有不可分割性。如宪法解释，固然是立法机关参与宪法变迁的运用形式，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其实同时也是解释法律的过程，完全排除其对宪法的解释，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国最高法院虽然规定法院裁判文书中不能直接引用宪法，但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自身已多次就个案直接根据宪法作出司法解释性批复 。又如，违宪审查通常被当作宪法监督或宪法保障制度，其与宪法解释紧密联系，而在实行司法审查的国家，违宪审查又与宪法判例密不可分。再如前所述，宪法惯例理论上并不仅是行政机关才能运用。而除了上述所有形式外，有时基本立法、行政措施、司法解释也实际上地参与宪法变迁活动。所以，这种不可分割性，给构建宪法变迁制度体系带来很大困难，本文的构建是否至恰，笔者不敢妄言，盖仅引玉之抛砖。
四、我国宪法变迁制度生成的外部条件
透过当代中国宪法的“良性违宪”和“惯性修宪”变动现象，我们就会发现，要使宪法变迁制度有效地运行，还必须为它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
首先，要剔除或忽视现行宪法的大量观念性条款。我国宪法文本最大的问题是规定国家政策过多过细，充满着大量政治纲领性而非法律制度性的内容 。几乎党的第一次大政方针的改变，都要引起宪法的大量修改。从对1982年宪法的几次修改内容看，主要集中在序言和总纲部份，这足以证明对国策的过细规定，是引起宪法“惯性”修改的原因。如果这一情况不作改变，宪法变迁制度将无法实施。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宪法作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取消那些不必要的条文。退一步讲，即使一时难以作大的调整，也应当在观念上予以忽视。
其次，要保障公民政治权利，落实主权在民。宪法变迁本质上应当是主权者制宪权力的作用结果。宪法变迁能否健康有序地运行，关键取决于主权者能否充分参与并有效地监督公权力机关对宪法变迁的运用。否则，宪法变迁将会助纣为虐，为各违宪行为披上“良性”的外衣。
最后，根本上是要加快推进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学术新闻自由化的进程，促成社会分力格局 ，从而建立起像当代宪法学家罗文斯坦所谓的“规范宪法”意义上的中国宪法，才能在任何时候经受住时代潮流的激荡。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