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解答法律问题十则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解答法律问题十则
1952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
河南省唐河县人民法院：
本年5月25日函收悉。兹将你们提出的十个问题，照信中原来排列次序，分别答复如下：
一、关于现役革命军人与家庭联系的问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和内务部，早于1950年6月9日以联优字第6号通令指示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教育动员军人与家庭通讯，并帮助他们写家信。因此，现役革命军人一般地都与家庭联系，也给了军属证。来信说：“个别革命军人仍不与家庭联系，同时也没军属证”。对于这种个别的情况，希望你们将具体事实和原因调查清楚，直接报请有关部门处理。至于军人写信，究应写给父母或配偶，要看具体情况如何而定，不能限制一定写给某人。
二、夫死后，妻在改嫁时留些财产给子女或夫的父母，是赠与，不是继承。所留的财产如为土地时，应否税契，可向当地税务机关询问。
三、来信第三点说的不够具体，未便迳作原则性的答复。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首应根据政策法令的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地分析研究之，而后再决定处理的方针与办法。
四、蒋匪统治时期，伪保甲长的贪污行为，除了情节严重、民愤很大或隐匿敌伪财产者外，一般地可以从宽，不予追究；“壮丁钱”也应依照这一原则处理。至于个别的情况，经受害人请求处理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酌量判偿。
五、对于这一类的事情，应该根据婚姻法保障婚姻自由的精神，结合具体情况处理之。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未便迳作一般原则性的解答。
六、杀婴问题，是残害下一代的犯罪行为，我们必须重视。但是，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应该分别犯罪的原因与情节的轻重，适当地判处刑罚；同时对于产妇的健康，也应予以关顾。根绝杀婴事件，不是专靠刑罚所能完全作到的。密切地联系有关部门，大力地进行广泛的、深入的婚姻法宣传，通过具体的、生动的典型案件，用活人活事来教育当事人和一般群众，也是必要的。至于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地防止这种犯罪行为的发生，更应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地加以布置。
七、来信问：挑拨他人婚姻，是否判罪？我们认为：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应该根据婚姻法的精神，结合实际的具体情况，加以处罪，不能抽象地说要判罪或不判罪。至于与现役革命军人的配偶通奸，在原则上应较一般的通奸，从重量刑，但仍应就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仔细地分析研究，以决定其处刑的轻重。
八、反革命犯判刑后，其配偶提出离婚时，法院可不征询被告的意见而进行判决准许离婚。至于被处徒刑的一般刑事犯，其配偶提出离婚时，应给被告以答辩、提出意见等诉讼上的权利。征询犯人的意见，可以通过劳改机关为之。
九、反革命犯被镇压处死刑后，其配偶一般地自可另与他人结婚。如配偶系受管制的，则准许结婚与否，应由管制机关斟酌具体情况决定之。
十、关于婚姻案件中聘金或聘礼的处理原则，我院会同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于1951年10月8日对华东分院、华东司法部作了指示，可参照该指示处理，兹不再解答。
此复
附：河南省唐河县人民法院函
最高人民法院：
法院通讯1952年未见出刊，今后如不出刊，在法院工作中是一大困难。现有几个问题请指示：
一、现了解个别革命军人仍不与家庭联系，同时也没军属证，另一些革命军人只给其父母亲来信，不给其爱人（已婚未婚）来信，这样就使一些军人配偶感到苦闷，个别提出了离婚或解约。我们感到军事领导机关应使每个革命军人都将军人证明书寄回家乡。同时应教育军人同志和其配偶要取得通讯联系，以求进一步改善夫妻关系，这也是对军人婚姻权利有利。
二、母亲改嫁结婚，她儿子自要留的财产算送呢？还是算继承关系呢？有的妇女改嫁把自己财产留给她婆家的是否和上述关系相同？以上两点关系，得财产的人土地是否税契？
三、我县现时发生一些继承纠纷，一部分同志认为在今天新中国每个人民都有自己的自由权利，自己如年岁较大或特殊原因失去劳动力，愿找自己心爱的人来继承自己后事并无不可，但另一部分同志说应按本姓本族挨次继承，我们同意第一个意见。
四、蒋匪统治时代，一些中、贫农当保、甲长，贪污壮丁办理出壮丁者（有些才转业回来）现要跑，要申请法院处理（此问题还不少），如何是好。
五、未离婚前与他人谈恋爱（找好对象），离婚后马上就和该人结婚，他方（离婚的另一方）或群众在离婚前或后发觉告发，法院应如何处理？有的妇女一和本夫提出离婚就住到找好的对象家，是否包办？有的先找个配偶，才离婚，群众非常不满。
六、我县杀婴问题不少，大部分是杀死女孩或非婚生之子女，群众告发是否一律判罪？
七、挑拨他人婚姻问题是否判罪，与军属（军人之妻）通奸应如何量刑才好？
八、反革命犯或一般刑事犯判刑后转送外地劳教，其妻提出离婚应如何处理？
九、有些反革命分子被镇压后，其妻如不受群众管制，提出与他人结婚是否合法？
十、现时买卖婚姻还不少，发现后财礼可否没收？
以上问题，请指示。
1952年5月25日
打破专利----强制许可生产抗艾药品
武卓敏
2006年12月6日泰国卫生部公布了一份针对美国Merck公司抗艾滋病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该强制许可下达后将立即生效，有效期5年，目的在于使泰国指定的制药企业能够在不支付高额专利使用费的情况下，为国内艾滋病患者生产低成本的Merck抗艾药品Efavirenz。该药价格将因此从每月67美元降至38.5美元，降幅50%。在未来五年内，政府将节省超过100百万美元的开支，并能使10万艾滋患者获得治疗。与目前已经接受治疗的1万7千人相比，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
那么，泰国政府何以做出这样的决策呢？这种做法是否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面对高额药价的一条出路？
背景
自1987年首个抗艾滋病药物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以来，“鸡尾酒疗法”、“艾滋病疫苗”等治疗和预防该病的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基因药物和中药疗法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25年间却已有2500万患者死亡。面对全球近四千万艾滋患者，医学界仍然没有彻底有效治疗该病的药物与方法。目前日均新增感染者约有1.1万人，其中40％年龄在15至24岁之间。亚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已达860万。联合国希望在2015年前遏制和逆转艾滋病蔓延趋势的目标能否实现，还有待各国政府、科研机构、制药公司以及大众的积极配合。
从1984年泰国发现首例患者以来，共有100多万人感染，50多万人死亡。为遏制艾滋病继续蔓延，泰国计划在2010年将新增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控制在5300人以内。
但是，艾滋病治疗药物价格过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乃至部分发达国家对抗艾滋病的一大障碍。拥有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在抗艾药物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作为利润最大化的保障，药品专利也为他们的投资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不断呼吁，建议发展中国家使用更新及已改良的药物。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用药却比现在的常用药整整高出六倍。由于药品价格的客观限制，许多国家仍在使用最初级的治疗药品。这些药品不仅副作用大，而且容易产生耐药性，患者必须不断转服新药。此类二线药的价格往往是以前的五十倍。这对政府、民间组织和个人而言都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开支。
仿制药的出现给了普通患者一线生机。据无国界医生组织“患者有其药”项目负责人介绍，如果没有仿制药品，在发展中国家治疗艾滋患者的项目将因经费问题而难以维续。但因患者需要更换二线新药，如果没有仿制新药的供给，项目将受到搁置的危险。自2000年以来，一线抗艾药品价格因仿制药的出现而下调超过了90个百分点，在有的地方甚至更高。每名患者1年1万美元左右的治疗费用陡降到1百至2百美元。这使得许多制药巨头有选择性的将新药投放到不同的市场，那些仿制药品行业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不能及时得到新药。所以贫穷的国家，也许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通过商业渠道获得发达国家上几代的药品。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统计，艾滋病药物的年销量增长率约在15%左右，仅在南非、印度、巴西和泰国，到2010年抗艾药市场的需求总量将超过100亿美元。
泰国目前近60万艾滋患者，国家药品项目启动后，仅有8万多名患者接受了泰国政府制药组织（GPO）提供的治疗，并希望在未来两年内将接受患者的能力提高到15万人。但高昂的药品价格成了他们最大的阻力。06年8月500名艾滋患者在GlaxoSmithKline (GSK) 制药公司的曼谷办公室前进行了示威，抗议该公司将Combid这一项缺乏新颖性的药品发明申请专利。此前，泰国政府制药组织已经开始生产Combid的普通版本，并以Zilarvir命名。一旦专利申请被批准，政府制药组织将面临GSK公司的起诉。 该组织负责人表示，如果Combid被授予专利权，他们将立即停止生产现已约为8百万美元市场规模的药品。该药价格将从现在的38美元每月升至欧美同级产品价203美元每月，届时将约有10万名泰国患者因高涨的药价而得不到救治。目前此案仍在搁置中。
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
这是泰国首次针对抗艾药品打破专利，实施强制许可，以降低治疗费用。西方媒体对此比较重视，担心这将成为低收入国家，乃至中等收入国家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先例。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泰国此次主要是依据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31条及其专利法相关规定做出的。根据规定，WTO成员国于国家出现公共健康紧急状态时，在没有专利权人授权的情况下，可以强制在该国国内使用专利。不过“强制许可”的背后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一般情况下，强制许可发出之前，申请人必须已经与权利人就授权问题进行过沟通，而且是在相对合理的时间内没有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许可。也就是说，申请人只有在穷尽了合理的手段，仍未获得许可时，才可以申请强制许可。但有一个例外：只要国家出现紧急状态，为了公共利益，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行政或司法程序主动做出强制实施的决定。针对泰国卫生部的决定， Merck公司认为，泰国政府这一行政行为违反了国际相关条约的规定。在颁布该强制许可前，政府甚至未与Merck公司进行过专利使用问题上的协商。但是，Merck 公司的这个理由只适用于普通情况下的强制许可，而对于因紧急状态而采取的许可是不受此限的。根据WTO框架下的多哈宣言（《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和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关于实施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第6段的决议》，WTO的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因艾滋病、痢疾、肺结核及其他流行性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可以通过必要的强制许可生产相关专利药品，没有生产能力的国家也可获得由该专利生产的药品。泰国政府基于公共健康紧急状态做出的决定，只需在决定做出后履行通知的义务。
第二，这个许可并非授予泰国每一家制药企业，而是只有目前指定的这个政府制药组织（GPO）有权生产。通常，强制许可不能转让，且只能在泰国国内实施。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制药企业在没有国外公司技术支持时，根本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独立生产。尽管专利说明中已经披露了相关的技术，但实践中经常有一些重要的技术诀窍没有公开。而一般来说，如果是由某一家制药企业提出申请强制实施该专利时，该企业必须首先要具备独立的生产能力。此案就是这样，泰国政府制药组织目前只能依靠从印度进口该药的仿制品，预计进口将持续至07年6月，直到他们有能力独立生产为止。这种只能依靠进口而不能生产专利产品的特例是因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薄弱和公众健康问题而做出的，并在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决议（《关于实施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第6段的决议》）当中加以了明确。这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否则，强制许可很可能因为发展中国家本身的技术原因而无法有效实施，因而无法解决相关的公众健康危机。
第三，强制许可也要支付适当的报酬，而非无偿使用。如果报酬低的离谱，权利人也是可以要求复审的。毕竟，法律保护的是双方的合法利益。只不过如果确定“适当”的额度，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了。泰国卫生部官员表示，此药在泰国本土生产后销售收入的0.5%将作为报酬支付给Merck公司。对方对此肯定是不满意的，但作为具有强制力的决定，Merck公司只能寻找一些其他的途径了。从目前出现的案例看，0.5%的报酬是比较低的。例如，莫桑比克政府对三种治疗爱滋病药物签发的强制许可中，规定许可费不超过仿制药销售总额的２％。而在没有强制许可的情况下，专利药的售价可以比仿制药高出十倍以上。政府的这种做法，严格地讲，是符合本国公众利益的。由此观之，强制许可并非一些人想象的“免费午餐”，不过因这个折扣节省的资金却不是一笔小数目。
出于该原因，Merck公司表示，会尽力劝说泰国政府改变这一决定，并以合理的方式满足泰国患者治疗的需求。他们愿意就进一步降价进行磋商，或者以主动自愿许可的方式授权泰国政府制药组织进行生产。同时该公司仍然强调，自2001年起就已经以“跳楼价”向泰国政府提供该药了，并且在今年三月又削价20%，泰国市面上的价格已经是全世界最低的了。 可见，这个“适当”报酬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规定能够解决的。除了计算经济成本之外，还须考虑来自国际社会各方面的评价。该案是否能够按照泰国政府确定的额度实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无论结果如何，泰国这一举措无疑给本国艾滋病患者带来了福音，也迫使美国公司不得不以大幅降价的方式确保自己能够留在泰国市场。若没有这个强制许可，如此举动是不可能由一个赢利性企业主动做出的。
最后，在公共健康紧急状态已经消失，且不会再出现时，强制许可应当被解除。强制许可是基于特定原因而颁布的，在该特定因素不复存在时，强制许可也应当解除。法律在给予了弱者一个保护的“法宝”后，自然也不能有偏颇。对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国家，除了解决紧急问题外，这个法宝确实能够成为改变特定行业困境的兴奋剂。
面对药品专利的中国
我国立法者早先就已经在为实施专利强制许可做了铺垫，从《专利法》到《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和《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我国构建了一套适用强制许可的规范。但是，像泰国这样的重大举措还尚未出现过，尽管泰国相关法规并不像我们一样详尽。
在抗艾药领域，抑制艾滋病毒复制和提升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方面，国产药品目前已经能够达到与某些进口抗病毒药物一致的疗效，在副作用方面也与国外药品相当。对于“鸡尾酒”疗法涉及的药品，我国已经具备了自己生产的能力，并应用于中国治艾“四免一关怀”政策中，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的抗病毒治疗。目前，国产抗艾药价仅为进口药品价格的十分之一，约为每人每年3500元到5000元人民币。
但我国制药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制药企业大多还处于制药产业链的底端。很多企业不愿意花钱也不愿花时间投入到新药研发上，宁愿做一做别人专利已经到期的仿制药，挣点省心省事的“快钱”；抑或是充当一下欧美跨国公司或印度公司（如Cipla西普拉公司）的原料供应商，提供些原料药，赚点“力气钱”。当然，这也是企业实力使然。而部分有实力和远见的原料药企业希望转变到制剂企业，却也是步履维艰。这一现实处境严重制约了抗艾滋病新药的研发与生产。对于二线药品的更新使用来说，高昂的价格依然是很大的问题。
通过实施强制许可来改善这种处境可以是一种考虑的方案，但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并非使用强制许可本身。若通过利用好强制许可这个“法宝”来促使制药巨头与国产药企进行合作生产、扭转技术许可困境，降低药费，也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方法。这样，我们在实际不使用强制许可的前提下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一来不至于使有权决定强制许可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和相关政府部门面对过多的压力；二来不会使国际药企与国内药企的合作关系走到冰点。这一美好愿景有个决定性的前提：我们实施强制许可的这张底牌必须要硬，否则，这张“王牌”就不会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而仅被视为一只没有威力的“纸老虎”。从这个角度看，泰国此次的举措也是向西方药企表明了一个态度，并且直接影响到了西方药企一直以来的强硬姿态，为以后国内药企在使用国际药品专利方面提供了间接的政策支撑，增加了国内药企的谈判筹码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