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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探讨

一叶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初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已近五十载。劳动教养制度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从实践上看，劳动教养在控制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弊端。
今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反思，尤其是在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法律制度方面，我们还有相当多的立法空白和谬误亟需梳理审查。作为限制公民人身权的劳教制度，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其先天不足，与现行法律背离，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根据《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行政处罚法》则规定，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设定权，只能由法律行使，不能授权。在此前提下审视现有的劳教制度，不难发现，当前的劳教的法律依据是：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以及去年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等法规，均非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
一、当前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的规定
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2002年4月12日）中用整章的篇幅对40多年来各种法律、法规中关于劳动教养对象的规定进行了梳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至第12条的规定，可以将适用劳动教养的条件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主体条件，是指接受劳动教养处理的人在年龄、身份、身体状况、责任能力以及因此而引起的适用条件和处罚原则方面的必要条件。《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至第12条中有如下规定：
1、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必须年满16周岁。对未成年人决定劳动教养，应当严格控制。
2、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和无生理缺陷及其他身体情况的人。
3、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是在中国境内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特定的中国公民。
（二）适用劳动教养客观方面的条件
所谓适用劳动教养的客观方面的条件，是指使用劳动教养的客观事实，即违法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等方面的条件和情形。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共十项的规定，适用劳动教养的行为可归纳为下列两类：
1、应当依法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中的十项规定；
2、可以决定劳动教养的行为：即第9条第十项后半部分规定的“对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人，因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依法决定劳动教养。”
二、完善劳动教养对象范围的构想
虽然公安部的《规定》对劳动教养对象范围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还存在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情况，结合劳教案件的办理实际，我认为今后在立法完善劳教对象范围方面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
（一）以立法形式，明确劳教人员的法律地位
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是指作为劳动教养法律关系主体的劳动教养人员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劳动教养人员虽犯有罪错，但仍是国家公民，享有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公民权。对此，《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及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均未做出明确阐述，我认为应当予以补充。
明确劳动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将劳动教养机关的执法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在劳动教养法中，明确有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与义务，一方面确定了劳动教养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也对劳动教养机关的执法工作提出了依法办事的严格要求。从劳动教养的提出到解教整个过程，劳动教养人员都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应该履行哪些义务，执法机关应尊重和保护劳动教养人员依法享有的权利，强制其履行应尽的义务。这必将推进劳动教养的法制化进程。
劳动教养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可作如下规定：（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申诉、辩护、控告和检举权；（3）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4）人格不受侮辱、诽谤和不受打骂、体罚、虐待的权利；（5）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义务为：（1）认罪认错，服从管教；（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劳教机关的监督管理规定；（3）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爱护劳动工具；（4）努力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5）检举揭发所内和社会上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根据公正原则，对适用对象平等对待
公正原则是指在适用劳动教养时，应当具有公正性。公正，首先要求对于任何人，在劳动教养的适用上应当一律平等。其次，公正还要求劳动教养的适用应当适当和适度，不得滥用。再者，劳动教养的轻重程度应当与行为人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人身危险性相当。当前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时, 由于地区经济差异和立法滞后等原因,在适用对象和范围的把握上,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有悖于公正原则:
首先，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中，对两类人员进行劳动教养已有相当程度的萎缩：一类是卖淫嫖娼人员；一类是教唆他人违法犯罪，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对这两类人员，《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六项、第八项，有明确规定是属于应当劳教的，根据公正原则，应依法报劳教。
其次，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十项的规定，对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劳动教养的情形的，也应当劳教。主要包括：1、以自残手段逃避惩罚的违法犯罪分子（公安部、司法部[88]公刑字75号《关于坚决依法惩处以自残手段逃避惩罚的犯罪分子的通知》）；2、盗伐、滥伐森林的人员（林业部、公安部林安[1985]249号《关于盗伐、滥伐森林案件划归公安机关管辖后有关问题的通知》）；3、利用摘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的人员（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83]法研第25号《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取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分子的联合通知》）；4、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姘居的人员（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关于重婚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对这几类人员，也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给予劳教。
第三，对劳动教养的适用地域，规定中只规定了对外国人、无国籍人、华侨，台湾居民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不得决定劳动教养。没有规定城、乡的差别对待，所以在地域上劳教制度不应仅限于城市，也应当将此制度推行到农村。
第四，对于涉及“非典”的违法行为应尽快制订相应的法律、法规，可将之纳入劳动教养对象。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在立法和执行方面加以完善。只有将劳动教养制度适用于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三）对复吸毒人员，建议以强制戒毒代替劳教
首先，从主观上看，复吸毒人员是由于对毒品的依赖成瘾导致复吸毒行为发生的，其主观恶性有别于其他几种违法行为（有的医学研究认为吸毒成瘾是一种精神病态现象，不应当认定为违法犯罪），应与《规定》第9条中其他九种劳教人员区别对待；其次，从客观条件看，劳教所的医疗条件与强制戒毒所的条件有一定差距，其戒毒方式往往是以闭代戒，缺乏治疗、心理辅导等措施，戒毒人员的医疗康复权利往往被忽视。此外，戒毒人员在劳教所内得到减期的机会也比较少，其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证。因此，我认为应将吸毒人员与其他劳教人员分离，将之送强制戒毒所，对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康复计划。
（四）对未成年人，应严格把关，从宽处理
对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10条规定明确了未成年人不得劳教的条件：初犯、在校学生，且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实际管教能力的。那么，属于初犯、在校学生，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实际管教能力的；再犯而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实际管教能力的，是否就一定要报劳教呢？我认为值得商榷：
1、对未成年人是否再犯的问题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根据《规定》，未成年人初犯而监护人有管教能力的不应劳教，则对初犯没有相应的记录；因此，对再犯也就无法取得所谓“初犯”的书证资料。那如何确定是否再犯呢，只有靠行为人的口供，这是立法上不合逻辑的地方。
2、对监护人有无实际管教能力取证难，也缺乏统一的标准。由于深圳是一个流动人口比例较大的城市，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多为外地人口，法律中只规定要对未成年人父母是否具有管教能力进行调查，没有规定父母与未成年人分居两地的，是否就可以直接认定其无管教能力。此外，从情理上讲，任何人的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被处罚，所以实践这项法律的后果就是只要父母俱在，大多数父母都不会承认自己没有管教能力。而公安机关在实践中，往往以推理代替调查，给出非深圳户籍未成年人无监护能力的证明，这能否经得起法律的推敲？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3、对未成年的侦查存在先天的漏洞。《规定》第十七条：“讯问未成年违法犯罪嫌疑人，除有碍调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外，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教师到场。”由于深圳的违法未成年人多为外地人，致使此项规定基本形同虚设。同时，根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法律应该在权利界定上使社会成本最低化。在我市的实际情况下，如果坚持对讯问时应有监护人到场的规定，事实上就是人为地造成社会成本（监护人往返的时间成本和路费成本）的浪费。
鉴于以上三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对非深圳籍的未成年人，既要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又要在程序不违法，实是两难之境。因此，建议对此类人员以收容遣散代替劳动教养。
（五）经教不改应视为情节，而不做为定性的标准
经教不改的规定，贯穿于劳教立法的整个过程。《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第三项明确规定了四类经教不改的违法行为，即：1、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罪名包括：刑法第237条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第238条的非法拘禁罪）；2、妨碍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301条、279条、280条、312条）；3、侵犯财产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264、266、267、268、274条）；4、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227、206至209条）。
在实践中，我们对上述四类人员劳教时有所突破，我认为这种突破是合乎立法本意的，理由是：
1、经教不改的性质应当属于从重的情节，而非定性的标准。经教不改从性质上是属于累犯的情形，比照《刑法》关于累犯的规定（第六十五条），是应当从重处罚，而《行政处罚法》中则没有对此情况进行规定。劳教作为介于刑事、行政中间的一种处罚形式，《规定》的立法本意不应与现有高层次法律（《刑法》）相违背。参考《规定》对其他九项不需要屡教不改情形的规定，可知两者均为情节低于犯罪的违法行为，是否需要对犯罪行为在性质上加以区分？我认为，没有必要，也无法区分，区分只能在刑罚上体现出来。同理，将经教不改作为违法行为的定性标准，实际上就是对违法行为的属性进行轻重的排列，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实际上只要具备犯罪要件，就可以对行为做出认定，是否经教不改应当作为处罚的情节，而非定性的前置要件。
2、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经教不改也应视为从重情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提到，对累犯实施比初犯更为严厉惩罚的惯例一般只限于刑罚通常为徒刑的情况，这表明其所适应的社会目标是预防犯罪。如果将经教不改作为劳教的定性标准，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一公安内部的法律适用标准很难向全社会普及，所以也就收不到预防犯罪的效果。而如果将经教不改作为从重情节，作为加重人身自由限制程度的一条法理依据，则由于适用面的扩大，此原则将较易于普及，也能确实保证处罚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预防犯罪）。
3、从客观条件看，对经教不改的调查取证缺乏相应的科技基础，可能导致社会成本较高。鉴于我国目前人口管理网络基础建设并不完善的前提下（公安部“百城联网”系统只有100个城市人口查询，还不包括犯罪记录），如果将经教不改硬性作为劳教案件定性的标准，调查取证将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而劳教管辖的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明显轻于刑事案件，这种资源的配置也必将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因此，对劳教对象应以现有证据是否能证明发生违法行为为定性标准，不应将侦查重点放在对以往违法犯罪记录的调查取证方面，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成本的效益最大化。
因此，我认为应将经教不改参照《刑法》中对累犯的规定，推广到《规定》第9条的全部对象，明确规定其为应从重处罚，这一方面可以实践对所有违反《规定》的劳教人员的公平处遇；另一方面也更能体现劳教政策中的改造教育功能。


参考资料：
1、“劳动教养”制度出路何在？——作者：赵恒，来源：检察日报
论自首

赵志刚


内容提要：自首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犯罪，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它的犯罪行为。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余罪自首，一般自首成立的条件是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同时还要自愿接受审判和裁判。对自首犯的刑事处罚原则是：犯罪后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对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
正文：
一、自首的的概念和意义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犯罪，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它的犯罪行为。
自首的本质特征在于犯罪嫌疑人的悔罪，它与违背犯罪人意志的被动归案，及归案后的坦白行为，具有本质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表明自首犯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由自首的本质及所反映的危险性的特征出发，我国刑法根据惩办与宽大相接合的原则设置了自首制度，并确定了自首从宽的原则。
我国刑法设置自首制度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罚裁量制度，表明我国刑法在报应的基础上追求刑罚效果，即通过自首从宽原则实施感化犯罪分子主动投案，鼓励改过自新，分化瓦解犯罪势力，获得有利于国家、社会的预防犯罪的效果。
二、自首的种类即构成条件
根据刑法典第67条的规定，自首分一般自首和余罪自首两种。一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余罪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
根据刑法典第67条第1款的规定，成立一般自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自动投案
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自愿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待犯罪事实，接受审判的行为。这种行为有三个方面的限制性：
第一，自首时间上的限定性。投案行为必须发生在犯罪人尚未归案前。这是犯罪人自动供述自已罪行还是坦白罪行的重要标志之一，投案行为通常实行于犯罪分子犯罪之后犯罪行为尚未被发现之前，或者犯罪事实虽然已被司法机关发觉，但犯罪人尚未被发觉以前或者犯罪事实和犯罪分子均已被发觉。而司法机关尚未对犯罪分子进行询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其中犯罪分子正在自首途中或在积极准备自首抓获或犯罪人已知道司法机关人员在其家守候而主动回到家中或因形迹可疑被盘问，而主动交待自己罪行的，应视为自首。
第二，犯罪人主观意志上的主动性。犯罪分子必须是基于本人的主观意愿而自动归案，这是认定自动投案是否成立的关健条件。而要认定是否自动投案要把握犯罪分子投案动机的多样性：有的出于真诚悔罪，有的慑于法律的威严，有的为了争取宽大，有的潜逃在外生活无着落，等等。但不同的动机并不影响归案的自动性。同时还要看是否处于迫不得已而违背意愿。犯罪分子被围追堵截，无处藏身、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向有关人员和组织交待自已的罪行，由于是被迫的，只能视为坦白，不能以自首论。如李某杀人逃跑，被公安机关包围在一个小树林，李某自知法藏身，便说：“不要开枪，我自首”。这种情况李某是迫不得已的坦白。
实践中有的犯罪分子投案，其自动程度差异很大，但只要不违背犯罪分子的主观意愿，也应视为投案如：
（1）托人代言。犯罪分子本人没有亲自向有关机关投案，而是别人代替他投案，一般情况下犯罪分子应亲自供述自已的罪行，可在特殊情况下：如病重、瘫痪、受重伤、抢救被害人、保护现场、救火等，因而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者信电投案，查证委托属实的，应视为投案。这种投案能否成立，关键在于代替者是否受犯罪人委托，或是否征得犯罪人的同意。如果只是怕亲友被重判，背着犯罪人，或不顾犯罪人的反对，只能是检举告发，不能认为投案。
（2）陪送投案。有的犯罪人在犯罪之后，想去投案又顾虑重重，父母亲友担心其逃匿他乡或自杀而陪送其投案；这种情况下，犯罪人心虽然不坚定，但投案仍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虽有人陪送，但人身没有受到强制，仍应看作是出自犯罪人的自愿和主动，以投案论。
（3）怕而投案。犯罪人犯罪以后，有的怕被重判，怕别人告发，怕同案犯检举把罪责加给自己，有的受同案犯威逼，怕不去投案为同伙承担罪责，将招致杀生之祸而投案。这些情况，惧怕只是一种精神状态，其意志仍是自由的，投案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虽然他们存在着不同的压力，有被迫之感，但这与被四面围困，迫不得已有根本不同。从主观意志上看，其供述是自愿和主动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当然如果犯罪分子投案的目的是为包庇同伙，应当别论。
第三，自动投案的对象和具体性条件，犯罪分子必须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特定的犯罪。一般要求犯罪分子直接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投案。对于犯罪分子本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其他党政机关有关负责人投案的，只要投案人认为他们会向有关部门报告，自己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即可。尽管实际上没有报告，也应认为是投案。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犯罪分子投案后，只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才能足以证明其悔罪服法，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成立的基本条件。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不要求犯罪人全部彻底的交待犯罪所有情节，而是要如实交待主要犯罪事实，也就是影响定罪量刑的主要犯罪事实和情节。把握这一条件，应注意三个方面：
1、投案人所交待的必须是犯罪事实，投案人因法律认识错误而交待违法或违反道德规范行为的事实不构成自首；反之，投案人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因认识错误当成合法行为应构成自首，如将过失伤人当成正当防卫。
2、投案人交待的必须是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即自己实施并由本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行。投案人交待的犯罪，即可以是一罪，也可以是数罪；即可以是单独实施的也可以是共同实施的。共同犯罪中，由于犯罪人所起的作用不同，要求供述的内容也不同，根据刑法规定，各种共同犯罪人自首时所要供述的自己的罪行的范围，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具体分工相适应。
（1）主犯应供述罪行的范围。主犯分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其中首要分子必须供述的罪行包括其组织、策划、指挥作用所及或支配下的全部罪行；其他主犯必须供述在首要分子的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支配下单独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以及与其他共同犯罪人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因为这些犯罪活动是由其策划、组织、指挥的，即使他自己没有亲自实施，那也是分工不同。
（2）从犯应供述的罪行范围。从犯分为次要的实行犯和帮助犯。次要实行犯应供述的罪行，包括犯罪分子自己实施的犯罪，以及与自己共同实施所犯罪的主犯和胁从犯的犯罪行为；帮助犯应供述的罪行，包括自己实施的帮助行为，及所帮助的实行犯的行为。
（3）胁从犯应供述罪行的范围。包括自己在被胁迫情况下实施的犯罪，及所知道的胁迫自己犯罪的胁迫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4）教唆犯应供述罪行的范围。包括自己教唆行为，及所了解的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意图后实施的犯罪行为。
总之在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供述自己所知道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自首。
3、投案人必须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即犯罪分子应按实际情况彻底交待所实施的全部罪行。如果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犯罪人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或基本犯罪事实，也应视为如实供述。如果犯罪人在交待中避重就轻、虚构减轻罪责的情节或利用自首推卸罪责，包庇掩护同伙那就是交待失真，假自首。 一人犯数罪，其中有重罪也有轻罪，犯罪人只供述其中一罪或数罪，正确认定数罪的自首，关键在于判断犯罪人是否如实供述了所犯数罪。若所犯数罪为异种数罪，其供述的犯罪成立自首，其未供述的犯罪不成立自首；若所犯数罪为同种数罪，则应根据犯罪人所供述犯罪的程度，决定自首成立范围。其中犯罪人所供述的犯罪与未供述的犯罪在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方面大致相当的，只认定所供述之罪成立自首，自首的效力同样仅及于如实供述之罪，犯罪人确实由于主客观原因，只供述所犯数罪中主要或基本罪行，应认定为全案成立自首
（三）自愿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
刑法规定：“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交待自己罪行的，是自首。”从形式上看，接受审查和裁判似乎不是成立要件，但从自首制度设立的目的来看，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对自己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必须自愿承担法律后果，就是犯罪人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接受审查和裁判，这是自首的重要特性，是检验犯罪人真假自首的重要条件。
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后，必须听候、接受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能逃避，才能最终成立自首。犯罪人犯罪后将自己人身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下，是其悔罪的具体表现，也是国家对其从宽处理的重要根据。犯罪人归案后，无论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逃避司法机关的现实控制，都是不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不能成立自首。自愿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1、犯罪人自动投案并供述后又隐藏、脱逃的；或翻供，意图逃避制裁；或委托他人代为自首而本人拒不到案的；等等都属于拒不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2、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后，为自己进行辩护，或者提出上诉，或者更正某些事实，这都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允许，不能视为拒不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
3、实践中，有的犯罪人匿名将赃物送回司法机关或者原主处，或者用其他方式指出赃物所在。此类行为并没有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这下，没有接家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诚意，因而不能成立自首。
4、投案自首后被取保候审期间又犯新罪的，如果其所犯新罪与前罪属不同种罪，前罪由于齐备了自首条件而成立，但在量刑时应依法不予从轻处罚；如所犯新罪与前罪属同种罪，则属连续犯，自然不能视为自首。
根据刑法典第67条第2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以自首论”。从而确定了余罪自首制度。余罪自首是自首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自首与余罪自首区别在于自首的时间、场合和是否自动投案，也即犯罪人是否自觉地投入刑事诉讼活动中，自动投案是以犯罪分子具有人身自由为前提的，而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其人身自由已受到司法机关的控制，便无从谈起自动投案的问题，但就自首的本质的特征来看，即就犯罪人自愿悔罪，愿意承担法律后果，犯罪人向司法机关供述尚未被掌握的其他犯罪行为，对于后罪来讲，在一定意义也是自动投案。
成立余罪自首，除应符合成立一般自首的相应条件外，还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成立余罪自首的主体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罪犯。
2、必须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这是成立余罪自首的关键性条件。

三、自首犯的刑事处罚原则

我国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68条第2款规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国刑法的这个规定是比较科学的，其一，贯彻了罪刑相适的原则。对犯罪的处罚，最基本的是看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犯罪人犯罪后的表现，如认罪态度、悔罪程度等，不能因自首而不分罪行轻重一律减免，否则就有损法律的严肃性。我国刑法对犯罪以后自首的不但作了可以从轻或减轻和免除的规定，而且还区分罪行较轻和罪行较重予以不同的处罚。其二，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犯罪人的情况各异，所犯罪行不同，自首的动机也十分复杂，悔罪程度差异很大，自首后绝对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就不能适应这些复杂情况，对犯罪分子就很难起到惩罚和教育的作用，因此我国刑法采取相对从轻、免除原则，对自首的犯罪分子不是必须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符合自首的复杂情况，有利充分发挥自首制度打击犯罪教育犯罪人、感召犯罪分子走自首之路，悔过自新的作用。
（一）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