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 析 身 体 维 权
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王姗姗
身体维权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以农民工、强拆对象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在自身的权利诉求(以财产性诉求为主)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以自残、自杀等非理性方式牺牲自我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的途径，以期唤醒舆论的关注和社会关怀，左右权利进犯者的舆论压力和坏境，迫使其自我修正或自上而下进行强制性修正，全过程涉及维权主体、侵权主体、权利诉求主体、舆论媒体等多方主体。
近些年来，“身体维权”事件频发，且呈上升的趋势。弱势群体何以不通过制度救济，而以减损人格权利来实现自身财产权利，其中折射出的法制与社会问题，让人深思。
身体维权的本质，是一种非暴力性、对己性的私力救济，是一种游离于司法程序以及社会伦理之外的个体正义实现方式。
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
身体维权现象中，维权者多是以农民工、司机为主体的弱势群体，而侵权者多是以城管、拆迁办、事业单位为主体的权力机构。一强一弱的社会资源占有量差所显示的权利张力，迫使身体维权者以放弃宝贵的人身权利的激进方式进行自我的权利诉求，这才爆发出身体维权这一非理性维权手段。
身体维权主体所欲保全的，多为被克扣的工资、存身立命的房子或伤残赔偿和补助，他们愿意付出的维权成本，却是身体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
这样的反理性的抉择，其原因乃是因为对社会极弱阶层的弱者而言，所涉财产已攸关生存，财产权已抽象为基本人权，重要性与人格权利并无差别。制度无法保护那些在市场大潮中不幸者，使他们深陷困顿面临溺毙的危险。弱者的财产并没优先用于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在弱势群体的私有财产被剥夺殆尽之时，他们也便失去了身为一个人，身为公民最基本的物质保障。没财产就没权利，也就没有重新起步的机会，这也解释了身体维权现象的反伦理性。
私力救济的急迫性，不容当事人考虑漫漫冗长的司法路径，更重要的是由于当事人对制度维权的不信任，导致身体维权者转而求助社会，以自残的方式影响舆论。舆论的准确发音是身体维权成功的前提，社会导向能帮助社会公众站在弱者方给予侵权者无形的压力。另外，由于身体维权全过程无第三方主体的中立居间裁判，纠错过程往往是侵权主体自我式或自上而下式的纠错，维权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一、身体维权所产生的问题
（一)伦理观念的混乱
以生命权、身体权为核心的人格权相较于财产性权利更重要，这是法律对人类伦理观念在规则上的确认。对生命权和身体权的损害往往不可回复和不可逆转的。生命权的存在是一个自然人立足于群体的先决条件。生命的丧失将导致主体对己财产的终局性丧失，而身体权的缺陷也必然影响自然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利益享受带来的愉悦感。对其的侵害，法律仅能通过强制或者赔偿给与受害人心理平衡。而财产权却是类型无尽且不能被穷尽列举，具有强替代性。对财产的侵夺，法律能轻易地将利益失衡回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人格权和财产权的轻重分野，已经伦理化为一种公众的道德认同。在身体维权现象中，不仅侵权者侵犯了由法律所维持的社会秩序，维权者将二者轻重倒置的非理性行为更伤害了伦理观念，打破了道德的底线，伤害了人们秉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感。
(二)利益失衡的暴露
利益失衡在我国是一个普遍化的社会问题。贫富分化、区域差距、城乡二元、行业垄断导致的利益失衡，在弱势群体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落和报复性情感，人们便可能以非制度化、非程序化、非合法化渠道，表达不满以及主张权利。
身体维权事件从根本而言，是社会利益失衡所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在社会关系中的案例化体现。弱势群体从社会中所得的利益太过有限，没有多余资源以供支配，仅有财产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和人格尊严的底线。为富者的不仁，社会保障制度的孱弱，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以及部分法律在价值取向上未有倾向性保护，导致了弱者们无法通过规范途径去与强势群体进行利益协调，最后只能通过私力救济以死、残相搏。
(三)公权力机构公信力的削弱
公共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当由公权力加以维系的司法制度无法实现维护权利的目的时，维权主体便更多地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实现个体正义，而维权者在制度维权途径上的频繁碰壁，潜在维权者便开始转向其他，甚至非主流、边缘化的方式了。由于公共权力错位导致的权力滥用严重损害了公权主体的形象，使民众产生怀疑、厌恶、鄙视情绪，产生了信任危机，特别是当相对人位于社会底层，积贫积弱，法治意识淡薄，甚至有着极端行为倾向时。强弱的悬殊难免会让公众难塑信任，恶性循环，将更多的无助者推向非理性维权的边缘。
信任是对一个人或是一个系统的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但对政府等公权力机构信任不可能凭空而存，必须嵌入关系网络之中，因此制度信任与个别信任是相互加强的关系。身体维权之痛加剧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身体维权所暴露的公权力问题频繁地以毁灭个别信任的方式去减损公众的制度信任，减损公权力机构的社会公信力。
二、身体维权现象频发的原因
身体维权现象成因复杂，牵涉到了维权人、侵权人、裁判人、媒体以及公众等多方主体。
(一)维权人
1．维权人往往处于恶劣的法律环境，极易遭遇侵权侵害
维权人作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往往难以有效地介入法治化进程。从其基本的需求来看，他们所看重的是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很难产生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和冲动；从其能力来看，由于长时期地缺乏教育，文化素质较低，而且又长时期地处在封闭状态，因而很难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性的事务。社会参与经验的匮乏使得维权主体在维权领域受到更多的阻碍。
弱势群体普遍遭遇过执法冷淡，还有相当的比例遭遇过执法侵权。信息的不对等，使得维权人在与执法者的对峙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任其摆布。弱势群体占有的社会资源有限，可以动用的法律资源太少，甚至在成为侵权行为的受害对象时可能表现出的维权倾向都较他人为弱，可能就造成了侵权人通过侵权获益的侥幸心理。
2．维权人教育程度低，法制意识淡薄
虽不排除有部分属于社会中产阶级甚至社会高层，但绝大多数身体维权现象都是发生在弱势群体中。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与人的联系逐步加深，“弱势群体”这一标签愈发难以通过客观化指标，如收入、学历等加以确定。虽然学者现更多地通过社会身份的从属来划定“强弱”。
弱势群体多是“法律依赖者”，产生的问题有二：依赖原始的亲族感情，难免会降低维权者的维权收益，特别是维权人在其亲友中也难寻法律素养高者；而法律工作者提供法律服务的高昂成本也非弱势群体一般所能承受。
3．维权人心理扭曲，往往有着极端化行为的倾向
身体维权归根结底是一种非理性现象，维权者常常在维权过程中表现出情感宣泄需求大于权益维护需求，这也往往与弱势者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所致。
(二)裁判人
1．诉讼成本过高、程序繁琐
弱势群体往往难以接受投入较多且风险较大的诉讼以及其他制度维权，他们一般都未习惯为司法诉讼和法律服务买单，会凭着心理上“有理就有处说，干嘛要花钱”的朴素本能而自然地产生一种厌诉情感。其次，程序化往往是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前提下人们对社会效率和社会公正的要求的体现，弱势群体身处的环境，往往另其未习惯以程序繁琐、严格、确定性较强的诉讼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成本高、耗时长、时效性弱，对于已经遭受财产损失的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往往很难承受诉讼带来的经济、时间、人力和心理成本了。
现有的社会制度下，高成本、低效率、实效不足、处理结果不确定是公力救济济的缺陷所在，加之当今法制的不完善，公力救济往往无法帮助弱势群体维护他们自身的合法权益。正是公力救济处于滞后状态，加上有关部门出于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对维权过程的阻挠和干预，权利主体无法于常规范畴内实现自我的权益保护，才催生身体维权这一准丛林状态下的个人校正正义实现方式的出现。
2．得不到维权人的信任
出于对司法效力的怀疑、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或是认知上的误解，维权者也会凭着心理本能的“拒诉”心理而排斥诉讼，而选择上访或者其他非理性的维权方式，在笔者的调查中，受访者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打官司要有熟人，要有关系才会去的”，甚至认为法官都是见钱眼开的。
(三)其他原因
媒体失声。媒体在公民维权道路上所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在身体维权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及网络的普遍应用和中国人注重颜面的个性，使得某些利益团体迫于社会舆论的谴责甚至相关部门的重视，而对受害者加以特殊对待，最终受害者利益得到维护。而媒体失声对于维权人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媒体能秉持无冕之王的德行，或许许多悲剧就不会发生。
三、身体维权危机的缓解措施
身体维权危机的缓解需要维权主体与裁判主体的良性互动，其需要的措施是规定性的，但更主要是建构性的。防止维权主体产生极端化的行为，现行制度必须培养弱势群体的司法信任情节
(一)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培养弱势群体的公民意识
(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保证弱势群体维权的经济能力
(三)培养弱势群体的制度维权倾向，通畅制度维权渠道
(四)强化媒体监督保护作用，同时媒体增强自律意识
经济的快速发展难免会产生形形色色的法制乱象，目前我国社会仍处于转型时期，市民社会中的公民意识正在崛起，国家的福利关怀仍在健全，司法改革仍在被法学家热议，独立性的媒体力量也还在成长。相信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的演进，会有更多的注意将被集中在经济发展背后的那片社会阴影，而各种矛盾冲突和利益对抗也都将会逐步得到缓解。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建设项目安全工作的通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建设项目安全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煤监〔2009〕 146号
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展改革委、经委（经贸委、工业办）、煤炭局（行业办），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有关中央企业：
近期，煤矿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多起生产安全事故，暴露出当前煤矿建设安全工作存在着诸多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为切实吸取事故教训，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煤矿建设事故的发生，现就进一步加强煤矿建设项目安全工作通知如下：
一、严格履行煤矿建设报批程序，切实做到依法依规建设。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关于加强煤矿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发改能源〔2006〕1039号）要求，严格执行煤矿建设项目报批程序。凡未经核准、未经安全设施设计审批以及越权审批、未批先建、批小建大等违规项目一律禁止开工建设，已经开工的必须立即停止施工。因违规审批、批小建大等新增的煤炭生产能力，一律不予认可。
二、加强煤矿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煤矿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必须具备与建设项目相符的资质条件，高瓦斯、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及水害严重的建设项目，其施工单位必须具有相同类型项目的施工业绩。招标项目需要划分标段的，建设单位要认真执行《招标投标法》，以有利于施工安全为前提，合理划分工程标段，严格控制单项工程（或同类专业工程）施工单位数量。
三、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机制，落实煤矿建设安全生产责任。必须建立煤矿建设项目施工“信息畅通、优势互补、统一指挥、反应灵敏、控制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
建设单位必须对煤矿建设项目实施统一的协调管理，必须建立安全、技术、工程管理机构，按专业配备足够的安全、技术人员，加强对建设项目施工的监督管理；要负责组织制定和督促落实有关安全技术措施，与施工、监理单位密切配合，并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施工方案和方法，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不得随意压减建设工期和工程价款，不得拖欠工程款。
施工单位对煤矿建设施工负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项目部必须配备矿井相关类型灾害所需要的矿建、机电、通风、地测等工程技术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健全和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格现场安全管理，按设计组织施工。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地质开采条件变化较大时，应立即停止施工并向建设单位报告。建设单位应及时组织相关方制定应急安全防范措施，组织提出修改设计并按规定重新报批；如瓦斯等级升级、水文地质条件变复杂，应重新考核施工单位业绩，确保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
煤矿建设项目监理单位对煤矿施工质量和安全承担监理责任。
四、切实提高施工现场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施工单位必须及时配置施工现场安全设施设备，其中高瓦斯矿井、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水患严重的矿井进入二期（指从施工井底车场开始到进入采区车场施工前，下同）工程，其它矿井进入三期（指从施工采区车场开始到整个采区巷道施工，下同）工程前，必须按设计建成双回路供电；高瓦斯、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进入二期工程、低瓦斯矿井进入三期工程前，应形成由地面主要通风机供风的全风压通风系统；所有矿井进入二期工程前，必须安装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矿井揭露突出煤层前，必须建成瓦斯抽采系统并投入运行，同时严格落实“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高瓦斯矿井设计有瓦斯抽采系统的，必须在进入三期工程前形成瓦斯抽采系统。
五、加强联合试运转管理。煤矿建设项目具备下列条件，并按规定报批（大中型项目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审批，小型项目报市（地）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审批）、备案后方可组织实施联合试运转：煤矿生产系统和安全设施已按设计建成完工，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健全，矿长具备安全资格、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其他入井人员培训合格，矿井建立矿山救护队或已与具有资质的专业矿山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制定联合试运转方案。
建设单位必须统筹安排联合试运转与竣工验收工作，不得超期组织联合试运转。未提交联合试运转报告，或者联合试运转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的，不能组织竣工验收。
六、认真做好煤矿建设应急救援工作。各煤矿建设和施工单位都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责任，完善应急预案，按规定建立救援队伍或签订救援协议，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装备和设施；同时加强管理人员乃至全体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通过定期演练，使作业和施救人员掌握相关应急预案内容，具备应急处置能力。
七、切实加强煤矿建设项目安全监管监察。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投资主管部门、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对辖区内煤矿在建项目加强监管监察，对不符合条件擅自开工的，必须责令停止施工；对超期联合试运转的，应责令停止试运转；对施工、监理单位资质资格不符合要求的，应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对施工过程中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应责令立即整改或停止施工，依法做出行政处罚，确保施工安全。
国家安监总局 国家煤矿安监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能源局
二○○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