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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的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原则[1](第一部分)
?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2]读后感

杨小欣


〔摘要〕
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其答记者问中为了论证最高法院规定的区分两类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提出的法律根据论(条例是体现国家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的专门处理医疗事故及其赔偿问题的行政法规;作为行政法规的条例不可能违反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所以，法院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和政策根据论(条例为了实现兼顾的政策目的而对医疗事故赔偿作出的限制性规定反映了医疗行为的高度风险性、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医疗机构负担能力的有限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有限性等事实，具有合理性。所以,优先适用条例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原则是正确的)都是不妥当的。其法律根据论, 误解了条例的赔偿规定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意义,忽视了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以及体现了法治原则和民主政治原则的立法制度，缺乏对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分配规定的正确理解；无视宪法所规定的、立法法所确认的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误解了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原则；无视宪法和立法法所确立的为了保障宪法的最高性和国家法制的统一的制定法审查制度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事实上否定了立法法赋予最高法院法规审查请求权的现实必要性。其政策根据论，或者对有关事实的认定本身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不能反映事实真相，或者所依据的有关事实不具有立法事实的性格，不能成为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的依据，或者推论明显不合理。以这些事实为政策依据的条例限制赔偿规定必然是明显不合理的规定。
根据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统治构造及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基本分工和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分配的规定所体现的民主的法律保留原则，医疗事故赔偿制度(如果被认为有必要制定的话)应当被认为是法律事项，国务院未经人大的特别授权，不能就该制度根据自己的特殊的政策考虑制定行政法规，更不能制定具有民事裁判规范性的行政法规。条例关于医疗事故赔偿的规定只不过是卫生行政机关调解医疗事故赔偿争议的依据，对于法院审理案件而言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尽管答记者问断言条例关于赔偿问题的规定不可能违反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条例起草者卫生部也主张条例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建立医疗事故的民事赔偿制度，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条例的规定在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方面都存在明显的重大的不符合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之处。
现行法律适用原则是得不偿失的。它在客观上否定了民法通则作为民事基本法的地位和民法通则作为法律的相对于行政法规的优越性, 有损于我国民法制度的统一，违反了法治国家的原则；在实质上变更了民法通则的适用范围, 从而侵犯了人大的立法权, 动摇了国家权力机关与审判机关、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宪法关系；在事实上否定了法院必须忠实执行法律、绝对尊重人大国家立法权的宪法原则；没有法律根据地剥夺了医疗事故被害人根据民法通则获得实际赔偿的权利, 赋予了医疗侵权机构承担较轻民事责任的特权，违反了权利救济和权利平等的个人化的人权保障原则。它的实施对医疗侵权案件的民事裁判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条例所期待的，答记者问所支持的兼顾或双赢目标并不能够通过现行的限制赔偿方式而实现。在医疗侵权赔偿领域全面贯彻民法通则的实际赔偿原则，并以此促进机能比较健全的医疗责任风险分散机制的形成，才是比较合理的切实可行的实现兼顾或双赢的选择。
最高法院应当放弃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极不妥当的、明显得不偿失的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现行法律适用原则,采取统一适用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损失解释及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方针。
〔关键词〕 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 民法通则 关于赔偿问题的两个司法解释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法律事项 行政立法事项 法律保留 法律的优越 特别法的优先 兼顾政策 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 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 医疗机构偿付能力的有限性 经济发展水平的有限性
目次
前言
一 审理医疗侵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 ? 过去和现在
(一)《办法》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高法院的选择
(二)《条例》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高法院的选择
二“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法律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 　
(一) 医疗纠纷案件的分类和分类的法律依据
(二) 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法律根据论
(三)《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与《民法通则》没有抵触的理由
三《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
(一)“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和事实根据
(二)“特殊立法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的问题性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四 放弃现行法律适用原则的必要性和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一) 放弃“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原则的必要性
(二) 解决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结论
(注:本稿分两部分发表,第一部分包括前言、一、二;第二部分包括三、四、结论)
前言
涉及医疗侵权责任纠纷处理问题的现行实体法规范,主要存在于《民法通则》(全国人大制定,1987.1.1实施)、《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最高法院制定,1988.4.2实施）、《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法院制定,2001.2.26实施,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国务院制定,2002.9.1实施,以下简称条例) 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法院制定,2004.5.1实施,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之中[3]。民法通则确立了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采取了概括主义和过错责任原则(第106条第2款); 对侵犯公民身体造成伤害或死亡所引起的损失的赔偿项目作了不完全列举( 据此人们可能认为,民法通则在赔偿范围的问题上, 采取了实际赔偿原则, 未列举的损害也可能被纳入赔偿范围), 对赔偿数额未作出限制性规定（据此人们认为，民法通则在赔偿数额问题上也采取了实际赔偿原则）; 对伤害或死亡所引起的精神损害的金钱赔偿责任未作出明文规定( 因此,能否将精神损害作为赔偿项目成了有争议的问题)(第119条)[4]。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对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规定了金钱赔偿; 未对赔偿数额作出限制; 规定在法律、行政法规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其规定 (第10条第2款)。条例把医疗事故定义为医疗过失造成一定人身损害后果的事件(第2条), 列举了较民法通则所列举的远为广泛的赔偿项目,但是所作列举是完全列举(因此被认为限制了赔偿的范围); 对财产损害的部分项目的赔偿数额和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作了限制[5]。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在侵犯生命健康权所引起的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上，与条例相比, 在赔偿项目方面，增设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 在赔偿标准方面，对部分项目的赔偿数额也作了限制，但标准高于条例；对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 规定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解释[6]。
在这种诸法并存的情况下,在医疗侵权民事案件尤其是医疗事故侵权民事案件的审理方面,法院面临着是适用民法通则（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和精神损害赔偿解释）, 还是适用条例的问题。由于此问题不仅有时可能影响当事人双方的利益( 即在某些案件中,如适用前者,原告患者或其遗属有可能获得多于适用后者时可获得的赔偿金；被告医疗机构可能要承担在金额上高于适用后者时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如适用后者，情况则可能相反),而且有时可能对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政府医疗投资的效益产生不同的影响, 所以引起了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关心。在围绕这一问题的议论[7]中, 反对适用或主张限制适用条例的意见认为,条例限制赔偿范围和赔偿金额, 不符合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民法通则是条例的上位法, 法院在决定医疗事故侵权赔偿问题时应当优先适用民法通则;条例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排除了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侵权的民事责任,违反了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原则规定;条例规定的部分赔偿标准低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如适用条例, 对医疗事故的被害人有时可能是不公平的；条例是行政法规，不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因此不能把条例当作特别法来优先适用；以条例为根据的赔偿不是民事赔偿，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问题的统一的裁判规则，所以法院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应当优先适用解释，只有在解释未作规定而条例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参照条例[8]。主张适用条例的意见则认为,条例关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规定,是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制定的,不存在违反民法通则的问题[9]; 条例虽是民法通则的下位法,但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的处理方面却是民法通则的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原则,法院在决定医疗事故赔偿问题时应当适用条例,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10]; 医疗损害赔偿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与其按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赔偿,还不如按条例赔偿[11]。在上述议论中, 反对适用条例的意见大多强调被害人权益的充分救济。主张适用条例的意见则强调条例规定的对被害人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不仅考虑到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合理赔偿，而且兼顾了广大患者享受正常医疗服务的利益•医疗投入者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兼顾了医疗事业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的需要；符合我国的经济条件,切实可行[12]。
在条例实施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发布前）, 最高法院于2003年1月6日发出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于2004年4月(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发布后)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回答了人民法院报记者的提问[13]。答记者问以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 为什么应当区别医疗事故侵权引起的和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过失侵权引起的两类医疗赔偿纠纷案件, 对前者的审理“优先适用条例”, 对后者的审理适用民法通则(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为主题, 就两类案件划分的法律依据、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的法律根据、条例关于赔偿问题的规定与民法通则不存在抵触的理由、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等具体问题发表了见解,力图解释通知的精神, 论证“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答记者问认为, (1) 最高法院关于两类案件的区分是有法律依据的。作为分类依据的是法律(民法通则)和行政法规(条例)。条例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 是我国专门处理医疗事故及其赔偿问题的行政法规, 所以法院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应当优先适用条例。条例作为行政法规, 是法律的下位法, 所以它关于医疗事故赔偿制度的规定不可能违反作为法律的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实行区分两类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方针, 并不意味着法律适用的不统一, 而是体现了在法律适用上的分工配合。(2) 条例所规定的医疗事故赔偿制度, 不但有利于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 而且有利于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它充分考虑了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它兼顾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兼顾了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所以它是合理的制度。因此,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时应当适用条例。
本文作者在阅读了答记者问后产生了如下疑问: 答记者问为了论证“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尤其是优先适用条例审理医疗事故案件的原则) 的合法性而提出的法律根据论是能够成立的吗 ? 答记者问为了论证条例所规定的赔偿制度的政策合理性而提出的事实根据论是站得住脚的吗 ? 这两种论据能够证明“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的原则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吗? 在医疗侵权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上, 最高法院作出的现行选择是明智的吗?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分析答记者问为了证明“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所提出的法律根据论和事实根据论, 揭示两论所存在的问题, 说明该项法律适用原则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策上都是不妥当的(本文二和三)。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将讨论放弃该项法律适用原则的必要性和解决医疗侵权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较为妥当的方案(本文四)。
在开始议论上述问题之前, 笔者先就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原则的过去和现在作一概述。


一 医疗赔偿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原则　?　过去和现在
（一） 《办法》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高法院的选择
众所周知，医疗纠纷民事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的问题并非始于条例，而是发端于条例的前身《医疗事故处理办法》（1987.6.29实施，以下简称办法）。也许是因为办法所规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14] 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办法实施细则中关于赔偿问题的具体规定，与民法通则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关于侵权赔偿原则的印象实在相去甚远，更由于办法的起草者和解释者卫生部明确表示办法规定的是“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而不是赔偿”[15], 人们对办法关于经济补偿的规定(以及地方政府根据办法的授权所制定的补偿标准)是否符合民法通则的精神产生了严重的疑问，一些地方法院对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是否应当依照办法也存在疑问。当时人们所关心的法律适用问题，似乎与条例时代的有所不同，不是(或主要不是)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是适用民法通则还是适用办法这种二者择一的问题，而是审理该类案件是否应当在依照民法通则的同时也依照办法的问题( 另外, 在90年代初期, 医疗纠纷赔偿案件的分类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审判实践的关注)。就此问题, 最高法院在《关于李新荣诉天津市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事故赔偿案如何适用法律的复函》（1992.3.24）中指出, 办法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办法实施细则,“是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办法的有关规定，根据该案具体情况，妥善处理”。关于复函中的这些意见，笔者在此指出如下几点。
① 最高法院提出的不是区分不同案件分适用法律的原则，而是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原则。最高法院没有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没有要求优先适用办法，而是主张二者并用。
② 最高法院用两条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在依照民法通则的同时也要依照办法。第一条理由是，办法是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这显然表明最高法院尊重国务院制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政策，重视办法的专门性，承认办法作为行政法规，其中关于经济补偿的规定（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办法实施细则）具有民事裁判规范性,法院审理医疗事故案件应当受办法的约束。第二条理由是, 办法（中关于一次性经济补偿的规定以及办法实施细则所规定的补偿标准）与民法通则( 中关于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规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表明最高法院不赞成当时存在的那种认为办法及地方政府的办法实施细则不符合民法通则基本精神的见解[16]。
③ 最高法院在复函中没有言及“依据民法通则”和“依据办法及实施细则”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据笔者推测,最高法院对此问题的实际看法(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不外乎以下三者之一。其一是, 民法通则对于办法的适用具有指导意义, 办法及实施细则的适用应当体现民法通则的精神。其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适用办法不能完全解决赔偿问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其三是, 民法通则只是象征性的或抽象的适用依据, 法院虽应当在判决中引用, 但不应当以其作为确定赔偿范围和金额的实际依据; 办法及实施细则是实质性的或具体的依据, 法院应当以其作为确定赔偿范围和金额的直接依据。如果第一种推测能够成立, 那么这也许就意味着,最高法院真的认为办法及实施细则符合民法通则的精神。也就是说, 最高法院不是把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包括实际赔偿原则）误解为有限补偿, 就是把办法规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以及地方政府的实施细则规定的限制性补偿范围和标准误解为就是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如果第二种推测能够成立,那么这也许就意味着,最高法院只不过是认为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在一定限度内符合民法通则,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民法通则具有补充办法不足的作用。如果第三种推测能够成立[17], 那么这也许就意味着, 最高法院并非真的认为办法及地方政府的实施细则符合民法通则的精神, 最高法院之所以提出并用原则是因为想通过解释论回避二者之间的冲突, 要求地方法院依据在事实上违反民法通则基本原则的办法和实施细则,防止地方法院以二者存在冲突和法律的效力高于法规、规章为由, 在审判实践中排除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适用。
（二） 条例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和最高法院的选择
如本文前言所述，条例时代的法律适用问题主要是审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是适用民法通则，还是适用条例的问题。较之办法时代，二者择一的问题似乎成了议论的主题。不仅如此, 由于条例关于“不是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引起了关于医疗机构对其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错致人损害是否应当赔偿及适用什么法来赔偿的问题; 由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出台又引起了条例和该解释在适用上的关系问题, 围绕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议论复杂化了。
最高法院作出的选择(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出台前发出的通知中)，如本文前言已提及的那样，是区分“医疗事故引起的”和“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两类案件，对前者，“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即“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时,参照条例第49条、第50条、第51条和第52条的规定办理”；对后者，“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关于通知的上述内容，笔者在此暂且指出如下几点。
① 最高法院以分别适用原则取代了办法时代的并用原则，从而排除了民法通则对医疗事故引起的赔偿案件的适用。
② 最高法院在通知中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变更办法时代所采取的原则，排除民法通则对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适用(笔者也未发现最高法院通过其他方式就这一问题作出过解释)。但是人们如果将最高法院在通知的前文中对条例的意义所作的评价（“条例对于妥善解决医疗纠纷，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和条例起草者卫生部对地方法院以适用民法通则为名，回避执行办法的规定，判令医疗机构支付高额赔偿金的指责[18]联系起来，也许可以推测出其理由[19]。
　　　　　　　　　　　　浅谈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面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何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不断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在新的形势下显得尤为迫切和需要。下面，本文试就检察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
　　建设美好社会，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关于和谐社会的内涵，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领会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据此，笔者认为对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和把握。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又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它们之间缺一不可，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中，民主法治是最基本的要素，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与保障。和谐社会作为人类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不可能自发地生成，也不会自然地实现，而是取决于完善的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全面有效地调整，且这种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相联，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效率，活力与秩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并不否认社会中不可存在不和谐的因素，而是要求我们对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不和谐因素，能够正确认识，科学对待，及时、有效地控制在最小限度内，使各种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各种不和谐因素得到良性互动，确保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很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不懈地共同努力，扎实工作。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二、检察职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由若干子系统构成的伟大系统工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专政工具，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法制的重要实施主体，肩负着打击犯罪，惩治腐败，保护人民的重要职责。通过透视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出，检察机关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检察职能的充分发挥，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息息相关。
　　第一，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素，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而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执法部门，其本身就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检察机关的每一项执法活动，都体现着民主与法治，推动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
　　第二，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而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不断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努力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不彰显了社会公平与正义。
　　第三，诚信友爱作为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强调了全社会要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而检察机关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法宗旨，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执法，本着对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办案，做到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在群众中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和司法机关诚信友爱的良好社会形象，带动着整个社会的诚信与友爱氛围的形成。
　　第四，充满活力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表现为政治活力，经济活力，文化活力，人的活力等等。而检察机关高扬打击、预防、服务的旗帜，通过打击犯罪者，教育失误者，保护改革者，鞭挞投机者，营造健康有序、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活社会活力。
　　第五，安全有序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强调了和谐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没有稳定，和谐社会则会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而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检察职能，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确保社会长治久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第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一个追求目标，强调了生产要发展，生活要富裕，生态要良好。而检察机关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努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三、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检察职能与构建和谐社会息息相关，在新的形势下，检察机关必须适应新的任务与新的要求，以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为核心，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全心全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一)要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方面下功夫，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通过履行刑事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切实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正逐渐加大，利益摩擦突出，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居高不下，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因此，检察机关要始终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决 贯彻严打方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力推进“严打”整治斗争，努力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要突出打击重点，坚持提前介入，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要善于掌握治安动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与公安、法院密切配合， 适时开展专项斗争，形成严打合力，坚决防止犯罪活动的蔓延；要坚持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依法办案与保护人权并重，严格执法，不枉不纵，使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确保办案质量；要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力建设社会防控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加强对失足者的教育、感化与挽救，对未成年犯、从犯、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区别不同情况依法处理，对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更要慎重处理，尽量避免矛盾激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追求办案的最佳社会效果。同时，要进一步搞好文明接待工作。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要认真做好控告申诉的接访工作，尤其是涉法、涉检上访问题，做到接待群众零距离，办理群众申诉工作零缺陷，努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各种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通过开展严打和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关系，有效地巩固和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
　　(二)要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方面下功夫，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也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败。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严重腐蚀着党和国家的肌体，是腐败现象最严重的表现，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根源，人民群众最为深恶痛绝。当前，腐败现象虽然得到了一定遏制，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仍然存在，造成的危害、影响丝毫不减，这已成为人民群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专门机关，要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认真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要求，坚持一手抓打击，一手抓预防，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在打击中，要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重点查办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案件，严肃查办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的犯罪案件，严肃查办利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和利益的犯罪案件。特别要按照高检院的部署，瞄准三类案件，集中查办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案件。在办案中，要坚持严格执法，文明办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职务犯罪，都必须依法严肃查处，更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保持打击高压态势的同时，要扎实开展预防工作。要结合办案，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入剖析，加强对职务犯罪发案原因、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注意查找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积极提出检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要配合有关部门，针对重点工程及案件易发多发的行业和领域，深入开展同步预防、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要运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和宣传，提高广大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同时，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发挥预防工作的主导性作用，与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密切配合，不断推进社会化大预防工作的深入发展。通过惩治和预防腐败，使广大干部依法从政，干净干事，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
　　（三）要在提高诉讼监督实效方面下功夫，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司法是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社会成员间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是“讲理”的地方，给“说法”的地方，是维护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承担着社会矛盾“减压阀”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有公正的司法作保障。但在现实社会中却依然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这已成为群众心目中最大的不公平，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大力推进司法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努力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要突出监督内容，讲求监督方法，力求最佳的监督效果。在监督内容上，要强化刑事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及时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重罪轻判以及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问题。在监督方法上，要讲究监督的策略和艺术，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方法，要注意做到“三个结合”，不断提高监督效果。一是对案件的监督与对办案人的监督相结合。在办案中，既要认真审查案件的办理情况，及时发现、纠正办案错误，以确保案件的公平正确处理，同时又要注意分析错误的原因，挖出司法不公正后面隐藏的执法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二是普遍监督与重点监督相结合。在法律监督中，既要注意监督的普遍性，又要突出重点，有的放矢，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三是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相结合。对事前发现的不良苗头倾向，要及时提前介入，事前进行监督，防患于未然；对已经实施了监督的案件和事项，要跟踪监督，注意了解情况，以保证监督意见落到实处。　
　　(四)要在服务大局方面下功夫，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助推器”作用
　　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执法部门，不能脱离党的中心工作而强调独立行使检察权。检察机关必须紧紧围绕中心，努力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才能有所作为，充满活力，实现最大的价值取向。因此，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与服务意识，始终把为发展大局提供优质服务和保障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拓展服务职能，在服务大局上出新招，出实招，做实事。要不断增强党性观念，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统一起来，把认真贯彻新时期党中央确立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路线、方针、政策与执行法律统一起来。要把检察工作自觉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去定位，去思考、去谋划，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把群众的利益，党委的部署与各项检察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要求，提出为经济建设和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具体措施，做到办案与服务并行，惩治与保护并举，打击与防范并重，努力实现社会效果，经济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检察机关的公信力与辐射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推波助澜。
　　(五)要在提高干警的和谐能力方面下功夫，为构建和谐社会增添活力
　　社会和谐的基石在于各个组成要素的自身和谐及相互间的和谐。人是社会的细胞，单位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人和谐了，单位和谐了，社会的和谐才能得到有效巩固和保障。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自身的内部和谐，不仅直接影响法律监督水平的高低，而且对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确保检察机关和谐，根本的原因是要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赖、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检察队伍，切实提高干警和队伍的和谐能力。因此，检察机关在加强干警的政治思想教育与业务学习，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的框架内，要重点强调以德强检，加强干警的品德教育，使每一位检察干警都有一种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昂扬锐气，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和海纳百川的胸襟，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知人之长，容人之短，严于律己，顾大局，讲配合，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思想上加强沟通与交流，工作上互相理解与支持，生活上注重关心与帮助，与人为善，坦诚相交，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体谅，紧紧扭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协调一致地把工作做好，从而进一步调动个人和部门的创造力，营造机关风气正人心齐的和谐氛围，为建设和谐社会增添活力。（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周铁伟　胡远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