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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银行法律人智慧 推动银行业法制建设

张在祯


　　可能是由于专业的缘故，大凡来到商业银行工作的法律人，不久就会发现商业银行业务的法律含量很高。而且，随着工作时间的延续和对银行业务接触理解的逐步深入，这种感觉与日俱增。同时，也深感中国银行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在开展自律、维权、协调、服务等工作方面，已经并正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平台作用，但其强大功能远未得以充分发挥。
　　值此协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为积极响应协会开展的“寄语中国银行业协会”征文活动，结合个人在商业银行法律与合规岗位的思考与感悟，谈谈协会在“凝聚商业银行法律人智慧，推动银行业法制建设方面”的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协会在组织会员单位签订自律公约、制定服务规范、对法规制定修改提出意见、提示法律风险、协助银行个案维权、打击企业恶意逃废债、建立债权人联席会议机制、推动金融争议仲裁、推进银团贷款业务、推行合同（协议）示范文本、银行法律课题研究等商业银行法制建设方面的成果，是卓有成效的。我深信在以下重大课题方面，协会特别是“中国银行业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能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协调与推动作用。

（一）参与制定行业法规。相比《保险法》和《证券法》而言，《商业银行法》显得有些空洞，正如商业银行的一位法律与合规部总经理在协会组织的一次《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座谈会上叹言“感觉《商业银行法》没什么用”。更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一位资深法律专家已经通过专著的方式，系统地提出了修改《商业银行法》的建议稿。尽管协会已经组织会员单位对《商业银行法》提出了修订意见，并向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报送了《修改建议》，但是，为进一步推动立法机关尽快启动《商业银行法》的全面修订工作，协会还应再次或者不停地倡议。当然，还有与商业银行有关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的制定与修改，也需要协会组织会员单位积极推动。

（二）协助行业法规清理。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会感到法规清理工作是多么需要。非专业人士查阅法规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凡是经历过法规清理工作的人，大都尝过“剪不断，理还乱”的滋味，出现了“废法、修法难于制定新法”的现象，正如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黄毅主任所言“清理不容易，不清理了不得”。所以，动员银行业广大法律与合规人员，在监管机构的指导下，协助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特别是监管机构对与商业银行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其立法、行政、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完善，既是协会义不容辞的职责，又是有利于行业发展、服务于全体银行从业人员的伟业。

（三）统一规范行业惯例。《合同法》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最高法院《合同法》解释（二）对“交易习惯”进一步解释为：“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争议仲裁规则（2005版）也规定，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仲裁庭均应考虑合同条款、相关行业惯例和行业标准实务，并遵循公平合理原则。毫无疑问，协会在统一规范中国银行业交易习惯、惯例和行业标准实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四）汇编编纂行业法规。组织广大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特别是经验丰富的法律与合规人员，紧密联系银行经营管理需要，以业余时间为主，按步骤、有计划、分门别类，全面、系统、持续地开展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有关的国际条约（公约）、国际惯例、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惯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其（立法、行政、司法）解释的选编、汇编、编纂，以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定期出版；同时，对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有关的地方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地方性规范文件，协会也可联络各地银行业协会（公会）参照上述方法协同开展工作。这对中国银行业全体从业人员来说，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重大工程。

（五）研究行业建章技术。商业银行规章制度建设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技术、体系设计、规划编制、计划制订、层级界定、基本流程、标题名称、语文特点、基本条款、法律合规审查、审议流程、清理维护、修改方式、汇编编纂、手册编制，商业银行规章制度建设与合规建设的关系、与公文处理的关系、与企业文化的关系，以及规章制度管理系统、外部法规转为部内规章制度方式等“规章制度建设技术”，都是每家商业银行必然会遇到的共性问题，完全可以在协会的统一组织下，集约化攻关，取得示范性成果，出版发行，供全行业借鉴享用。

（六）组织汇编典型案例。协会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银行业信息集散中心，如果措施得当，组织会员单位或联系感兴趣的法律与合规人员，集银行业之力，每年汇编一部《中国银行业典型案例汇编》，并出版发行，是非常有意义的好事；如果再与中国银监会联手，更是相得益彰。此项工程若能持续进行，对于各家商业银行业开展案件防范、业务培训、交流经验等工作，都是很好的实用教材资料。

（七）组织行业法规培训。金融经济是知识经济。自我国商业银行恢复以来，银行业务培训就一直很重要。大型银行人才济济，系统内培训较为便利。广大中小银行，培训师资明显不足。近几年，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培训数不胜数，良莠不齐，难以决断，所以，恳请协会结合组织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工作，联络组织监管机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大型银行、著名高校等单位的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定期开展商业银行业务培训活动，特别是适时开展商业银行法律与合规方面的培训。可以说，广大银行从业人员正热切地期待着协会组织行业法规培训。

（八）反映会员咨询诉求。值得借鉴的是，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经常通过《会员单位近期所提意见的情况汇报》的形式向监管机构反映会员单位诉求；监管机构则以《关于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会员单位近期所提意见的复函》的形式反馈给公会；再由公会以《关于转发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办公室〈关于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会员单位近期所提建议的复函〉的通知》的形式印发各会员单位。当然，此种方式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派出机构。其中的问题是，关于监管文件的解释，根据“谁发布、谁解释”的原则，凡是银监会发布的监管文件和监管法规应由银监会发布部门负责解释。地方银监局工作人员无权解释，只能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疑问向银监会发布部门进行咨询后转述，并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由总行直接向银监会发布部门咨询。因此，如果中国银行业协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建立此种工作机制，必然收到良好的效果。

（九）组织共性难题攻关。以“商业银行大额资金被骗长效防范机制探索”课题为例，商业银行固然应当深刻认识金融诈骗案件频发现象，加强资金入出管理，防范内部员工风险，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推行优良的合规内控文化，树立科学发展观，强化科技联控水平，严格执行反洗钱措施等等，但是，存款企业也要采取防范制度等等，特别是如何加强国家法制保障，运用刑法处罚措施打击日趋职业化、专业化的非法金融中介、资金掮客，特别是恶意“存款”活动，就不是仅靠商业银行自身努力所能做到的。再如，自《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的出台后，将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以来颇有争议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立法问题，提上了令许多关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人不得不考虑的议事日程。既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组织银行业法律与合规人员为中国金融中心建设立法问题献计献策，也是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的神圣使命。诸如此类的具有行业共性的难题还有很多。

（十）组织法律合规论坛。最近，协会向会员单位发出了《关于征集会员单位诉求的函》和《关于开展“寄语中国银行业协会”征文的通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希望此举能够常规化，并以纪念协会成立十周年为契机，由协会正式发起“中国银行业法律与合规论坛”；每年开展一次，可在不同地点；确需权威出面，欢迎专家登台，更要广泛组织动员；避免官样文章，既要涉及当前热点，也要关注工作难点，务必解决实际问题；事前征求论文，论坛交流发言，事后汇编出版；业内员工享用，行外人士参考。

【作者简介】张在祯，男，1962年生于山东省青州市。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1988届法学学士、1993届法学硕士。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企业法律顾问，公司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银行总行合规部副总经理。业务专长：担保业务、信贷合同、存款业务、金融法务和银行规章制度建设。电话:02168476332，手机：13918106442，zhangzzh@bankofshanghai.com, zhangzaizhenlawyer@126.com.

　　内容提要: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认定主犯的关键在于主要作用的评价。要注重从客观上进行判断，一是要重视共同犯罪意思的形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没有实行犯的犯罪决意以及基于此决意的实行行为，就没有共同犯罪。二是要重视共同犯罪过程中对犯罪行为以及犯罪过程的支配，重视犯罪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因果作用。同时，要以共犯人的行为表现与分工为基础，把行为人的分工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融合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的优势。


　　主犯作为共同犯罪人的种类之一，是共同犯罪的主要实施者，也是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最大的共同犯罪人。与主犯在共同犯罪中的重要地位相比，我国刑法理论对主犯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主犯的认定并没有展开深入的探讨，直接影响司法实践的发展与司法水平的提升。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从考察国外刑法关于主犯（正犯）的认定着手，对我国刑法中主犯的认定进行探讨，借以推动主犯理论以及司法实践的发展与完善。
　　一、国外刑法认定主犯的标准与学说
　　（一）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区分正犯与共犯的标准与学说
　　在大陆法系刑法中，正犯是共同犯罪中的主要角色，与我国刑法中的主犯非常相似。与正犯相对应的共犯，包括教唆犯和帮助犯（从犯）。正犯与共犯的区分，对我们界定主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何区分正犯与共犯，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主要有以下学说：
　　1.主观理论
　　主观理论以因果关系理论中的条件说为基础，认为对结果设定条件的人，都是对结果设定原因的人，所有的条件都是原因，所有的条件均属等价，故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区分正犯与共犯，只能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寻求二者的区别。其中，目的说认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实施行为的，是正犯；为了实现他人的目的或者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实施行为的，是共犯。故意说认为，以自己行为的意思而实施犯罪行为的，是正犯；以加担行为的意思而实施行为的，是共犯。
　　主观理论重视正犯的主观意思内容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应当说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一学说存在明显的缺陷，忽视了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多是从客观方面加以描述与界定，与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构原则不相符合。因此，主观理论的观点并不可取［1］。
　　2.客观理论
　　客观说分为形式客观说与实质客观说。形式的客观说认为，正犯是指自己实行一部分或全部符合构成要件行为之人；共犯是指经由教唆行为、帮助行为对正犯的实行行为进行加担，参与实现不法构成要件之人。这一理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法解释间接正犯，因为间接正犯居于幕后，在形式客观层面上无法将其幕后利用行为工具的行为，评价为正犯的构成要件该当行为。实质的客观说是为了克服形式的客观说的不足而产生的学说。实质的客观说认为，形式的客观说一方面强调构成要件所具有的定型性，另一方面又扩张构成要件，或者从整体上认定构成要件符合性，这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使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丧失意义。因此，应当用实质的观点即行为的危险性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式与程度考察正犯与共犯的区别。其中，重要作用说认为，从实质上看，对结果的发生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正犯，反之则是共犯。必要性说认为，对于犯罪事实属于不可或缺的加功者，就是正犯，其余皆是共犯［2］316-318。
　　3．犯罪事实支配理论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认为，正犯系犯罪事实的核心角色或者关键人物，引领、支配整个犯罪事实的进程，而共犯则是边缘角色或者次要人物，对犯罪事实进程并不具有支配性，而只是参与犯罪的进程。正犯对犯罪事实的支配主要包括三种情形：一是作为行为支配的直接正犯。亲自实施某种构成要件行为之人，能够独立地、自由地支配犯罪事实，毫无例外地是正犯。二是作为意志支配的间接正犯。通过利用他人（构成要件行为中介者）并将其工具化（用作“工具”）而间接（作为“幕后者”）支配事件过程的方式，让他人为自己的目标出力，以实现不法之构成要件。三是作为功能性犯罪事实支配的共同正犯。共同正犯是通过分工实施而实现构成要件。共同正犯的支配来自于其在实施中的功能，他承担了对实现犯罪计划而言是实质性的，并且通过其实施的部分构成要件行为而使其对整体事件的支配成为可能的任务。譬如，甲制定犯罪计划，邀请乙参加并具体实施，乙同意的话，就形成了共同的犯罪计划。即使后来甲并没有具体实施犯罪实行行为，也应当作为正犯对待［3］。
　　综览大陆法系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各种学说，对于正犯的判断，形式上的犯罪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但越来越重视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趋势，重要作用说与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现在分别是日本与德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就是明证。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根据行为控制理论，正犯成立的关键不在于行为人多大程度上直接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了该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而在于他的行为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实现是否产生了决定性或重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普通法系在理论上将共犯分为主犯（principal offenders）与从犯（secondary parties）两类是行为控制理论更为逻辑的结论［4］。
　　（二）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区分主犯与从犯的标准与学说
　　在英美法系国家，认定主犯的标准随着立法的变化也不断发展。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通行普通法中的四分法，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一级主犯、二级主犯、事前从犯与事后从犯。这里的一级主犯与我国刑法中的实行犯类似，是指自己实行或者假手第三人实行犯罪行为的人。二级主犯是指在犯罪现场帮助和教唆一级主犯的犯罪人。“在犯罪现场”的要求，是其与事前从犯最大的区别。在英国，《1967年刑事法令》（Criminal Law Act 1967）颁布后，英国刑法直接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类：主犯（Principal）和从犯（Accessory）。所谓主犯，即原普通法上的一级主犯，是指犯罪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其行为产生犯罪结果的共同犯罪人［5］。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模范刑法典》为里程碑，打了传统的共犯承担责任的从属方式，采取了共犯独立原则，把共同犯罪人分为实行犯（perpetrator，普通法上的一级主犯）和同谋犯（accomplices，普通法上的二级主犯与事前从犯），而不再用主犯（principal）和从犯（accessory）这类字样。《联邦刑法》于1976年废除了主犯与从犯的区分，规定：“凡实行犯罪或帮助、唆使、引诱、促使、要求他人犯罪的，都按主犯处罚”{1}。
　　从英美刑法的现状可以看出，他们的主犯概念非常类似于我国刑法中的实行犯，是指实行具体的犯罪行为并导致犯罪结果产生的共同犯罪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主犯的认定标准在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具体的犯罪行为，同时，也要注意主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主犯是共同犯罪中的关键角色，在共同犯罪中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正如有学者指出，一级主犯是实际的犯罪者，其犯罪动机是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最终的可责的精神原因［6］。
　　二、我国刑法认定主犯的标准与学说
　　我国刑法第26条第1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学界基于这一规定，各自展开了对主犯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主犯分为两种：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后者相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又称为其他主犯或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具体包括在犯罪集团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在一般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以及在聚众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具体表现为在犯罪集团中特别卖力地进行犯罪活动，或者在犯罪集团中直接实行犯罪、罪行重大，或者在共同犯罪中直接造成严重危害后果［7］。这也是我国通说的观点。
　　第二种认为，主犯包括两类：一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二是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其中，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就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是指除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外的在共同犯罪中对共同犯罪的形成、实施与完成起决定或重要作用的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是否起主要作用，应从主客观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一方面要考察犯罪分子对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起何种作用；另一方面要分析犯罪分子实施了哪些具体犯罪行为，对结果的发生起什么作用［2］356-357。
　　第三种认为，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是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主要标准的，同时涵括了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情况，主犯也是如此。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组织犯是主犯的一种，除此以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而且，组织犯虽然是按分工分类的结果，但分工与作用并非毫无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分工情况反映着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组织犯为例，他在集团犯罪中的分工是进行组织、领导，这种分工就表明他在共同犯罪中必然起主要作用。因此，我国刑法将组织犯归入主犯，纳入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即我国刑法关于共犯人的分类仍然是以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衡量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的本质特征［8］。
　　第四种观点主要从具体评价“主要作用”着手，譬如有学者认为共同犯罪中各共犯的行为构成一个整体，共同导致共同犯罪结果。对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是判断共犯主从的惟一标准，也是决定各共犯刑事责任的标准［9］。还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是区分主从犯的唯一标准，具体的衡量因素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实际参与程度、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的大小、对赃物的控制程度等等［10］。
　　综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各自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体现了学界在主犯界定方面的努力。第一种观点从我国刑法关于主犯的规定出发，明确了主犯的两种类型，并列举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常见的主犯类型，对认定主犯具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种列举很明显是难以穷尽的，而且，在评价主犯时并没有对主要作用做出明确的阐释，因此，尽管这种观点是我国的通说，但实际上合理性最小。相对来说，第二、三、四种观点具有更大的合理性。第二种提出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评价和判断主要作用；第三种观点认为主要作用的评价离不开共犯人的分工，在一定情况下，分工反映着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第四种观点认为要把主要作用具体化，不同共犯人的犯罪行为对结果的原因力大小是判断主犯的唯一标准。
　　三、主要作用的评价路径
　　在借鉴国外刑法认定主犯（正犯）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认定主犯的关键是主要作用的评价，具体来说，要注重从客观上进行判断：一是要重视共同犯罪意思的形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没有实行犯的犯罪决意以及基于此决意的实行行为，就没有共同犯罪。二是要重视共同犯罪过程中对犯罪行为以及犯罪过程的支配，重视犯罪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因果作用。同时，要以共犯人的行为表现与分工为基础，把行为人的分工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融合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的优势。
　　第一，要正确认识“主要作用”的含义。所谓作用，是指一事物对另一事物产生的影响以及效果。这种影响和效果应当是一种客观上的判断{2}，具体到主犯的作用，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主犯行为对犯罪结果以及犯罪目的实现的因果作用，二是主犯对犯罪过程的影响，对其他犯罪人的影响。我国刑法理论认为，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具有双重性，即整体性和独立性。所谓整体性，是指所有共犯的行为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与共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称为大的因果关系。所谓独立性，是指每个共犯各自的行为与所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小因果关系，既具有独立性，又是大因果关系的一部分，而具有整体性［11］。这些小的因果关系都是犯罪结果发生的原因，但是它们的作用力并不是等同的，而是有大小之分的，这种作用力的大小就是我们区分主犯与从犯的根据。作用力大的，就说明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当作为主犯对待；作用力小的，就说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应当作为从犯对待。日本刑法学家牧野英一指出，因果关系适用于共同犯罪，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因果关系的延长，二是因果关系的扩张。教唆犯教唆他人犯罪，从犯帮助他人犯罪，其因果关系的特点是：教唆行为、帮助行为是因，他人产生犯意或便于实施犯罪是果；他人实施犯罪是因，犯罪结果发生是果。其因果关系表现为延长的形式。数人共同实行犯罪，其因果关系的特点是：数人的共同实行行为是因，犯罪结果是果。即使只是其中一人的行为造成犯罪结果发生，数人的共同实行行为都是造成犯罪结果的原因。其因果关系表现为扩张的形式{3}。牧野英一的论证并没有明确教唆犯、帮助犯和正犯（实行犯）原因的等级，但是，从共同犯罪分工的角度来看，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直接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教唆犯以及帮助犯都是通过实行犯来施加影响的。既然如此，从原因力上讲，实行犯是犯罪结果产生的主要原因应当说是没什么可以怀疑的，既然是主要原因，当然对实行犯就应当作为主犯看待。教唆犯是教唆他人犯罪的人，即让他人产生犯意进而实施犯罪。在教唆实行犯的场合，教唆犯可以说是共同犯罪的发起者，是产生犯罪结果和实现犯罪目的的主要原因，也应当作为主犯看待。这也是我国刑法理论一般把教唆犯作为主犯看待的原因。在组织犯的场合，组织犯组织、领导、策划或者指挥共同犯罪的实施，当然是犯罪结果产生以及犯罪目的实现的主要原因，应当作为主犯看待。而帮助犯既不是共同犯罪的发起者，也不是犯罪结果和犯罪目的的实现者，它只是为犯罪结果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可以说在共同犯罪中起的只是一种次要作用，应当作为从犯对待。
　　第二，要注意领会刑法关于主犯的规定。我国刑法第26条第一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通说认为，我国刑法对共犯人的划分采取了混合分类法，即以作用分类法为主，兼采分工分类法。而且，在评价主要作用时，共犯人的分工与作用并非没有关系。在一定情况下，分工情况反映了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组织犯为例，他在犯罪集团中的分工是组织、领导，这种分工就表明他在共同犯罪中必然起着主要作用。因此，我国刑法将组织犯归入主犯，纳入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的分类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刑法典明确规定把组织犯作为主犯看待，是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为标准划分共犯人种类的立法体现。
　　第三，要注意借鉴国外区分主犯（正犯）与从犯标准的合理因素。在外国刑法中，与我国主犯类似的共犯人种类有大陆法系的正犯与英美法系的主犯概念。与我国界定主犯的“主要作用”标准不同，外国刑法在把握正犯与主犯概念时，主要是从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或行为表现着手的。譬如，在欧陆刑法中，正犯是按照共同犯罪人的分工或者行为的表现形式所做的划分，与教唆犯、帮助犯（从犯）相对应。在英美法系国家，主犯（一级主犯）是指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并且直接导致危害结果产生的人。这种把握主犯或正犯的好处非常明显，能够容易判断主犯或正犯，满足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而且，在正犯与主犯概念发展的过程中，考虑到从形式上把握正犯与主犯不利于量刑的不足以及国民将正犯作为最恶劣的犯罪形态的法感情，德、日等国放弃了严格的形式的客观说，日益根据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划分正犯的范围，吸收了作用分类有利于量刑的优势。在德国，重视行为的“支配作用”的评价；在日本，重视行为“重要作用”的把握{4}。在英国和美国，尽管有取消区分主、从犯的趋势，譬如美国《联邦刑法》于1976年废除了主犯与从犯的区分，规定：“凡实行犯罪或帮助、唆使、引诱、促使、要求他人犯罪的，都按主犯处罚。”但是，实行犯（perpetrator）仍然被看作共同犯罪的核心角色。综上，笔者认为，在把握“主要作用”的标准来认定主犯时，我们应当借鉴国外刑法的合理内容，要注重对于犯罪行为方式的评价，重视实行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融合作用分类法和分工分类法在评价共同犯罪人中的优势。

　　【注释】
　　作者简介：袁建伟（1979－），男，安徽涡阳人，讲师，法学博士，从事中国刑法学研究；杨开江（1965－），男，安徽蚌埠人，副检察长，法学博士，从事中国刑法学研究。
　　{1}参见储槐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帮助者和唆使者按照主犯处罚，其中心意思就是他们的刑事责任不从属于实行者（传统意义上的主犯），既然在责任上是独立的，当然就无须再区分主从，都按主要者处罚。
　　{2}笔者认为，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清除“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理解上的误区。刑法上的主观应当是行为人主观的心理态度及其内容，犯意的形成并非是主观方面的内容，而是一种客观事实。譬如说，教唆犯唆使他人产生犯意，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事实，而非主观心理。当然，因为犯罪故意是主观方面的内容，因此，从主观角度方面理解故意的形成也并非不可，但是要注意具体的区别。
　　{3}参见陈兴良著：《共同犯罪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252页。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这种情形下的教唆犯，因果关系的延长理论是不适用的。通说的观点认为，这种类型下的教唆犯，实际上并未造成危害结果，或者虽然造成了危害结果，但与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4页。通说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主观论罪的观念。没有危害结果或者与危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怎么能上升到犯罪并动用刑法的程度，值得反思。
　　{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德、日刑法的这种变化，目的是为了把某些表面上看来没有实行犯罪客观构成要件行为但又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共犯人纳入到正犯的范围里面，而不是否定实行犯罪客观构成要件行为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从形式上判断，如果一个犯罪人实施了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行为，仍然应当作为正犯看待。具体到我国刑法，实行犯无论如何都应当作为主犯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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